毛泽东大传——第一卷:横空出世——第2章

毛泽东大传——第一卷:横空出世——第2章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话说在1904年秋,毛泽东转学到了关公桥私塾,塾师叫毛咏生。
  毛泽东在这个私塾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名叫黑皮伢子的小同学,他家里很穷,常常不带中午饭到私塾,到下午放学了回到家再吃晚饭。毛泽东很同情他这位同学,就常常把自己带的午饭分一半给他吃。
  母亲看到毛泽东晚饭吃得那么多,感到迷惑不解。毛泽东告诉母亲说,她精心准备的午饭,是和同学分着吃了。从此,善良的母亲,每天早晨都让儿子带上两份午饭去上学。
  1904年这一年,毛顺生手头的钱增多了,他买进了家境十分贫苦的堂弟毛菊生的7亩水田,毛泽东和母亲同情毛菊生的苦楚,一起反对父亲这样做。毛顺生则认为,这没什么不应该的,他说:
  “管他兄弟不兄弟,我这是用钱买来的田。”
  这件事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太深了,以至多年以后他还在思考这件事情。就这样,毛顺生的田产就增加到了22亩,每年收稻谷80担。
  1905年春,毛泽东又先后转入桥头湾和钟家湾私塾就读,塾师叫周少希。
  这一年,毛泽东害了一场大病,在母亲的多方护理调养下,才慢慢地好转了,只是他的身体更加瘦弱了。由此毛泽东想到,如果身体长久不好,将来什么事也不能做,那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于是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把身体锻炼好。
  1906年秋,毛泽东转到5里外的井里湾私塾就读,塾师叫毛宇居。
  毛宇居生于清朝光绪七年,与毛泽东同一太祖,谱名毛泽启,字宇居,又叫禹居,别号韶麓散人。其父毛福生系前清国子监。毛宇居博学强记,还从过军,曾经跟随蔡锷的部队转战到云南、四川等地。此人见多识广,在韶山冲也算得是凤毛麟角的人物,乡亲们称他是“纯儒”,又因他擅长诗文和书法,乡亲们还送给他一个“韶山一支笔”的雅号。
  毛泽东在井里湾私塾,继续读四书五经,他不喜欢这些书。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开始练习书法。在书法方面,毛泽东初学唐初的欧阳询,后来改学书体刚劲开放的清代书法家钱南园。
  毛泽东在这里喜欢读的是《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使他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更喜欢的是读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曾背着老师读过《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毛宇居曾经回忆说:“当时私塾的规矩,认为小说是杂书,不准学生看。因此,他总是偷着看,看见我来了,就把正书压在上面。后来被我发觉了,就故意多点书,叫他背,但他都背得出来。”
  后来,毛泽东说自己喜欢读中国古典小说,认为这些书对自己影响很大。思想活跃的毛泽东不愿受封闭式的教育方式的束缚,尤其是对呆板的、死记硬背的学习内容深感不满。
  有一次,塾师毛宇居先生有事外出,行前再三叮嘱学生们要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读书,不许私自走出私塾。但毛宇居先生走后,毛泽东就像逃出笼子的小鸟一样,跑到屋后的山上边背书边摘毛栗子,书背熟了,毛栗子也摘了一包,回到课堂,给每个同学送上几颗,也孝敬先生一份。毛宇居却不领情,责怪他说:
  “你怎么敢私自跑出去玩呢?”
  毛泽东回答说:
  “闷在屋里头昏脑胀,死背硬读也是空的。”
  “放肆!”
  毛泽东见先生真的生了气,只好说:
  “那你叫我背书好了。”
  毛宇居指着院子里的天井,气冲冲地说:
  “这回既不打你板子,也不罚你背书,你给我赞一赞这天井!”
  毛泽东将天井观察了一下,略加思索,便脱口吟道: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宇居闻听,很是赞赏,也就不再惩罚他了。
  1907年,毛泽东14岁,他的大弟弟毛泽民11岁,小弟弟毛泽覃才只有2岁。家里还雇了长工、短工,年已40的母亲操持家务,其劳苦可想而知。
  此时,一生精明的父亲毛顺生,与其说需要一个得力帮手,不如说急需一个好的劳动力。于是,他按照湖南“亲上加亲”的传统习惯,给毛泽东和韶山杨林炉门前罗合楼的长女罗氏定下了娃娃亲。
  罗氏,名叫罗一姑,生于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4岁两个月零6天。毛、罗两家原是世交,上两辈人就有亲戚关系。罗一姑的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堂妹。更重要的是,罗家有田产,比较富裕,也不乏读书之人,在当地有较高的声望。在毛顺生看来,毛、罗两家做亲可谓是门当户对了。
  未成年的毛泽东自然是反对这门亲事的,但毕竟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为了顾及父母和亲友的面子,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桩“痛苦的婚姻”。在成亲那一天,衣着整齐的小新郎忍受着那种僵化而可恶的仪式,向每一位来宾叩拜。
  年方18岁的罗一姑生性温顺善良,生得是脸庞圆润、体态丰满,是一位能够操持家务的好手。毛泽东的父母看在眼里,自然是十分满意。但是,毛泽东始终不承认罗一姑是他的妻子,坚决拒绝与这位比他大4岁的新娘圆房,也从未碰过她一根手指头,弄得父亲十分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毛泽东在1936年曾经对斯诺说:“我14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20岁(毛泽东是按传统的虚岁计算——笔者注)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而且后来也一直没有。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当时也几乎没有想到过她。”
  后来这位罗氏女子,于1910年2月11日因患细菌性痢疾,不治身亡,年仅21岁,被葬于韶山冲南岸的土地冲。多少年后,湘潭的毛氏族人依然按照旧传统、旧习惯,把罗一姑作为毛泽东的原配夫人载入《毛氏族谱》。更为荒唐的是,族人们因罗一姑无嗣,还将毛泽东与杨开慧所生的已经不在人世的第3个儿子毛岸龙,作为罗一姑的儿子载入族谱。《毛氏族谱》上写道:“承夫继配杨氏子嗣”,“远智,与原配罗氏为嗣”。
  再说毛顺生在持家方面克勤克俭,他带着一家人勤奋劳动并省吃俭用,家里没有吃闲饭的。儿子年纪小也要干一些割猪草之类的轻活,长大一些了就要到田地里去干活。加上他经营有方,所以他的家业日益发达。到了1907年,他家的土地就增加到24亩了。
  毛泽东家每年大约要消费掉4500斤大米,此外还有约7000斤余粮可以出售。此时,毛顺生开始精明地做起了贩运粮食和生猪生意,赚了不少的钱,他还放出了高利贷。家里不得不开始雇工,起初是短工,后来雇一长工,在冬天碾谷的时候,还得多雇一个短工。在运输上,也逐步由肩挑改为用车运送,以后更发展到从银田寺雇船,将米运往湘潭市易俗河去出售。
  毛顺生在攒了一笔本钱后,就不再买进土地了,而是典当别人的田地,因为典地要比买地便宜,自己不用操心农事,便可以取息。他又开始贩卖耕牛了。他们的家开始变得像模像样了,有一座牛棚,一个粮仓,一个猪圈,还有一个小小的磨坊。一开始,这种生意还是小规模的。后来,毛顺生得到岳家亲戚的贷款帮助,便到湘乡大坪坳一带成批购进稻谷,加工销售。
  毛顺生继续聚积财富,他有了资本,也算得是一个财东了。他就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并同“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有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自家还印制了“毛义顺堂”的票子,同“吉春堂”的纸票流通周转。
  “吉春堂”是湘乡大坪坳一家设有药材、肉食、杂货等几个店铺的大商号,老板姓赵,是毛顺生妻兄文玉瑞的岳家。后来,毛顺生一手包办了小儿子毛泽覃与赵家女儿赵先桂的婚姻。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了他家的经济情况,说相当于“富农”的地位。1950年隆冬,韶山乡土地改革划成份时,毛泽东为自己家划的成份是“富农”。
  与父亲一心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做法相反,母亲则是为毛泽东的长大成人费尽了一片苦心,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还是她那种高尚的品德。文七妹性情温和,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且乐于助人。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常常寓于循循诱导之中。每逢荒年旱月,文七妹就悄悄地送一些米粮接济贫苦的乡亲们。这和过于自私的毛顺生有着很大的反差。
  毛泽东在延安与斯诺谈话时说:“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每逢灾荒,一些穷人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我父亲是不赞成这样做的。我家为了这事多次发生过争吵。”
  “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我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对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
  在母亲的影响和支持下,毛泽东像母亲一样,对穷苦人非常同情。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养成了乐于助人的品性。至今,在韶山还流传着许多毛泽东助人和同情穷人的故事。
  八月的一个中午,毛泽东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去外婆家,行至湘乡五里牌,他看见一位挑着一担盐的老汉在艰难地移步。毛泽东赶上去问:
  “老伯,你挑这么多的盐到哪里去?”
  “我到凤音四都!”
  毛泽东从袋子里拿出一条裤子,说:
  “我也去凤音四都,帮你背一点吧!”
  老汉感谢地说:
  “那太好了。”
  毛泽东便把裤脚扎好,装了满满一裤子盐扛着,绕道走了十多里,把老汉送到凤音四都石坝咀,连饭也不吃就走了。他回到唐家圫已是晚上掌灯时分了。
  毛顺生的堂弟毛菊生,家境十分贫困。毛泽东和母亲主张接济贫困的毛菊生,每到年关时,他们背着毛顺生送去白米、腊肉。
  一个农民秘密会党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到毛家行窃后,毛泽东说:
  “这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
  当然,他这种大逆不道的观点,不仅遭到父亲的反对,连他的母亲也不赞成。
  在一个大雪纷飞、寒风刺骨的冬日,毛泽东到学校去读书,路上遇见一个衣服单薄破烂的少年,在风雪中冻得浑身直打哆嗦。毛泽东亲切地问明他的情况,了解到他家境贫苦,就非常同情他,便脱下自己身上一件衣服送给他。
  第二年,母亲晒衣服时,发现少了一件衣服,问起儿子,毛泽东才把真实情况告诉了母亲。
  毛泽东最讨厌的是去为越来越富的父亲四处要帐。
  在一个旧历年关,父亲要他去收一笔卖猪的帐,毛泽东去了,帐也收了。可是,他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一群衣衫褴褛的穷苦人,就把全部的收入都分给了他们。回到家挨了父亲一顿臭骂。
  有一回,毛泽东买了一个老阿婆的一头猪,讲好价付了定金。没过几天,父亲让毛泽东去把猪赶回来。此时,猪价又涨了几元钱,老阿婆后悔自己把猪卖早了,受了损失。毛泽东很同情她,就没有把猪赶回家,只收了老阿婆退还的一元定金。父亲见他没有把猪赶回来,就责问他是怎么回事,毛泽东只好如实讲了,父亲非常生气地骂他说:
  “你呀!有钱不赚是傻子,是败家子!”
  一天下午,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毛泽东正要抢收自己家里的谷子,突然看见邻居的晒谷场上,只有一个妇女毛四阿婆在手忙脚乱地忙活,他立即赶去帮忙。结果,邻居的谷子收拾好了,自家的谷子反而被雨水冲到水沟里去了。父亲见毛泽东浑身水淋淋地跑回来了,非常生气,骂道:
  “自己的谷子流到沟里去了,你倒好,胳膊肘子往外拐,帮人家去收。”
  说罢,扬手就要打。毛泽东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理直气壮地说:
  “人家家里很苦,是佃的田,还要交租,冲去一点都了不得;我们是自己的田,又比人家多些,冲走一些自然也不大要紧的。”
  父亲听了更加冒火,说:
  “你说不要紧,你还吃饭不吃饭?”
  毛泽东笑着说:
  “好喽!我一餐少吃一口,这总可以了吧!”
  就这样,毛泽东在和父亲发生矛盾时,常常用温和而又坚定的反抗,使父亲这个暴躁的、贪婪的守财奴狼狈不堪。
  1907年这一年,毛泽东已经读了5年的私塾,因为他和父亲发生了冲突,就辍学在家,一直到1908年,就在家务农。他白天同成年人一样在田间劳动,跟随长工毛春成学会了扶犁、掌耙、扬谷、下种等农活。晚上,则成了父亲的管帐先生。
  毛泽东曾回忆说:“我刚识了几个字,我父亲就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要我学珠算。由于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我就开始在晚间记账。他是一个严厉的监工,看不得我闲着,如果没有账可记,他就叫我去干农活。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他一文钱也不给我们,而且给我们吃最次的饭菜。他对雇工们做了让步,每月逢十五在他们吃饭时给鸡蛋吃,可是从来不给肉吃。对于我,他既不给肉吃也不给鸡蛋吃。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好处,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细记账,免得他有把柄来批评我。”
  当然,毛泽东的兴趣并不全在这吃的上面。晚上他很快记完帐,便躲进自己的卧室,点起桐油灯,读起书来。父母住在隔壁,总是催他早点睡觉,第二天早上好去做工。毛泽东听到催促声,便用布遮住灯光,继续看书,而且常常读到深夜。
  毛家的房子里有一个暗淡的黄色亮点,黑暗中一面墙壁依稀可辨。虽然在中国农村这绝对是应该睡觉的时候了,毛泽东却正在屋子里熬夜。他俯身坐在那里,面前是一本描写绿林好汉的小说《水浒传》,或者是《西游记》。毛泽东那汗流满面的脸,贴近那一盏火苗只有黄豆大小的油灯,并且还用被子半遮着油灯及自己,以免灯光照出去,因为毛顺生不喜欢他的儿子夜里费油点灯。毛泽东一看就是三更半夜,父亲总是喊他:
  “快早点睡!明天早起还要做工夫!”
  母亲有时候也催他说:
  “快点睡吧,莫熬夜了,这样会把身体搞坏的。”
  毛泽东也总是回答说:
  “好,就睡了,就睡了。”
  父亲很快就看出了他的把戏,他起床后看到毛泽东还在看书,就吼道:
  “哪里这样的喊不赢哪!你一夜熬掉了多少桐油,一个月下来就是几百文铜钱,这样下去那还了得?”
  父亲说着把毛泽东的书翻过来一看,竟是一本《西游记》,就更生气了。
  一天上午,毛顺生看到毛泽东在地边的一块墓碑旁看小说,于是,就大发雷霆,说:
  “你是不打算干活了?“
  毛顺生说着扫了一眼毛泽东身边的两只空粪筐,又责备他一上午也没有从猪圈里往田里送一筐粪。毛泽东说:
  “爹,我不是不干,我只是歇一小会儿。”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送了五六筐了。
  到了傍晚,毛顺生发现他的儿子又在那块墓碑旁看那些离经叛道的东西,他责备毛泽东被那些坏书教坏了,以至于连父亲的警告都不屑一顾了。毛泽东说:
  “爹,我是听你的话的,你要我做的事我都照做了。活我要照常干,书也要照常读。”
  当毛顺生发现毛泽东一下午至少送了15担粪肥时,本来不高兴的他吃惊地张大了嘴巴。
  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一切书籍。有一天,他忽然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旧小说和故事里有一点很奇怪,里面没有描写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毛泽东对此困惑不解,问了许多人也都回答不出来。这个问题困扰了毛泽东两年。后来,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发现书中颂扬的全是武将、文臣这些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都拥有大量的土地,他们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为他们所控制,而让农民替他们种田。
  毛泽东读完在韶山所能借到的书,还跑到唐家圫,从表兄文运昌那里借书读。毛泽东到外婆家,往返要跑二十来里崎岖的山路,表兄文运昌告诉他说:
  “相公借书,老虎借猪。所以还是要先打条子后拿书啊!”
  于是,毛泽东每次向文运昌借书时都要打借条。他还书时,还常常把卷了角的书放在凳子上,用手小心地压平,或用屁股坐平,然后“完璧归赵”。
  一些进步书籍和外面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使刚刚步入青年的毛泽东,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其中有一本改良主义者郑观应著的《盛世危言》,是毛泽东非常喜欢的一本书。这本书的作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器械,如铁路、电话、电报、轮船等,所以他提出,应当把这些东西输入中国。郑观应还在书中还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读了另一位改良主义者冯桂芬著的《校邠庐抗议》。此书对外国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表示了不满,书中谈到了日本占领朝鲜、台湾的经过,谈到了越南、缅甸等地宗主权的丧失,并提出了一些富国强兵的主张。几十年后,毛泽东还能充满激情地回忆起这本书开头的第一句话是:
  “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毛泽东读了这本书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他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书,开阔了毛泽东的视野,激起了他要恢复学业的愿望。但是,父亲对儿子读这类书和小说是不赞成的,认为读这些书是浪费时间,他要儿子读一些象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
  有一次因为山林纠纷,父亲与人打了一场官司。本来对方是没有理的;但由于人家知书识墨,在大堂上引经据典,竟然把无理说成了有理。而他自己则是有理说不清,一片山地就这样被人家占去了。因此,父亲希望儿子能够熟读经书,以后可以帮他打官司。后来,毛泽东继续求学能得到父亲的同意和支持,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1909年,毛泽东已经15岁了,因为母亲生病许了愿,他便专程为母亲治病去南岳朝拜上香。他手里拿着小凳,走十来步就要跪下去一次,嘴里还唱着:“南岳圣帝,阿弥陀佛。”这样,往来要走上100多里路。
  后来,毛泽东由于受到所读的书籍的影响,母亲对他的影响不如以前那样大了,所以,他对佛教的信仰日趋淡化,这使她的母亲感到很不安。
  1909年秋,毛泽东终于复学了,他就读于韶山乌龟井私塾。拜毛简臣为师,攻读《春秋左传》。
  毛简臣毕业于法政学堂,以善于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
  1910年春,毛泽东又来到韶山东茅塘堂伯父毛麓钟自办的私塾里读书。毛麓钟,谱名贻训,字麓钟,号云阁,生于1866年,是韶山冲唯一的秀才。毛麓钟对弟子们说:“美雨欧风向我神州冲击,惟有迎头赶上,才能自立于世界之林。”这一类话对毛泽东具有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在这里选读了《纲鉴类綦》、《史记》、《日知录》等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后来在辛亥革命后,毛麓钟曾在蔡锷部下供过职,转战云南、四川两省,不久引疾回乡。1921年病逝于东茅塘。
  再说在1910年,韶山冲清溪李家屋场从外地回来一位维新派教师李漱清,他常给韶山冲里的人们讲述外地的一些见闻和维新的故事。他主张反对佛教,提出“弃庙兴学”,要把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堂。
  这种学堂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私塾,不拜孔夫子,不读四书五经,而是学一些新的科学知识。韶山冲里的人们对李漱清的言论议论纷纷,很少有人支持他。毛泽东却赞成他的主张,经常到他家里去,并拜他为师,向他求学问教,向他借书看。毛泽东经常去找他谈心,了解外面的新鲜事情。他们成了好朋友。李漱清支持毛泽东多读书,热情地向他推荐新书。他还劝说毛顺生,让儿子多读些书。
  就在这时,湖南长沙发生了一件事情,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同学们,碰到一群从长沙来的贩卖开花蚕豆的湘乡籍商人,他们之所以离开长沙,是因为长沙发生了大规模的抢米暴动。
  原来在1910年4月,湖南闹粮荒,长沙饥民成群结队到巡抚衙门请愿,要求救济,平价粜米,可得到的却是巡抚岑春煊的无理答复。饥民们被激怒了,他们冲进衙门,砍断旗杆,赶走了巡抚。后来,官府又派来一名巡抚,饥民暴动最后遭到了野蛮地镇压,许多人被斩首示众,首级被挂在旗杆上,以儆效尤。
  私塾里的人们都在谈论着来自山外的这一惊雷般的消息,毛泽东和同学们也议论了许多天。毛泽东还把这件事同韶山人们的生活联系起来,觉得造反的人也是和家乡人一样的老百姓,因此,对惨遭镇压的饥民们深感不平。后来,这件事情一直影响了他一生。
  在毛泽东的家乡韶山也有人造反,哥老会的一些成员,因为地租问题与一个地主发生了纠纷,地主用银元贿赂官府嬴了这场官司。哥老会成员们,在一位姓彭的铁匠领导下举行暴动。巡抚手下的官兵追击他们,迫使他们躲进了附近的浏山。这个地主到处散布说,彭铁匠他们在揭竿而起之前,杀了一个婴儿祭旗。哥老会的成员们很快被围捕了,彭铁匠被斩首。在毛泽东看来,《水浒传》里的故事正在他的家乡重演。他后来回忆说:
  “在我们的心目中,彭铁匠是第一个农民英雄。”
  长沙抢米风潮很快也波及到韶山地区。
  不久,毛泽东的家也成了造反的对象。在毛泽东17岁那年,由于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毛顺生这个“大户”也不能幸免,在饥饿袭击韶山时,他居然还往长沙贩卖粮食。愤怒的饥民拦截了他的货船,把粮食抢个了精光。
  毛顺生暴跳如雷,可是,毛泽东并不同情他的父亲,毛泽东在26年后追忆这件事时还说:
  “我学会了恨他。”
  毛泽东认为,越来越富的令人厌恶的父亲,是旧中国不平等社会秩序在当地的捍卫者。他得出了一个可怕的、骇人听闻的结论:
  “老头儿是中国自救之路上的一只拦路虎。”
  毛泽东又说:
  “但同时我又觉得村民们的方法是不对的。”
  这可能是毛泽东受了《水浒传》的影响,认为村民们没有一整套政治策略而只是单纯的反抗是不会成功的。
  1910年农历三月,族长毛鸿宾把族上100多担谷子,私下高价卖给米商,以获取暴利。族人发现后,纷纷找到毛鸿宾,愤怒地指责他,要求开仓平粜。毛鸿宾倚仗族长的权势,把领头的佃农毛承文捆起来,扬言要在祠堂里按照族规惩罚。
  毛泽东闻讯赶到祠堂,和毛鸿宾当面辩论,毛泽东慷慨陈词,指出违反族规的不是要求平粜的毛承文,而正是私下高价卖谷的族长本人。愤怒的群众也纷纷站到毛泽东一边。毛鸿宾自知众怒难犯,只得放了毛承文,并答应交还私自卖出的稻谷。
  毛泽东因为抖落了族长毛鸿宾倒卖稻谷的事情,闹了毛家祠堂,父亲怕他惹出事来,决定让毛泽东停止读书,去湘潭一家同他有来往的米店当学徒。他来到东茅塘私塾里,向先生说明了原委,又对毛泽东说:
  “你莫读书了,快点把东西收拾好,马上跟我回家去!”
  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很不理解,闷闷不乐地跟随父亲离开了私塾。父亲在路上对他说:
  “你呀,就莫给我再闯祸了,快点走出韶山冲,明天就送你到湘潭去,我和老朋友讲好了,让你到裕盛米粮行去当个徒弟,学点成家发财的真本领!”
  这家“裕盛米粮行”的老板叫毛槐林,是毛顺生的远房兄弟,关系甚为密切。毛泽东对父亲的决定起初也没有反对,觉得当学徒也许是有意思的事,也许能提供更好的机会。于是,毛泽东就在毛槐林的米粮行干了几个月。
  正是:德承萱堂怜孤贫,初羡草莽恨不平。
     但见书中将和相,为何不见种田人?
  欲知毛泽东学徒结果如何,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毛泽东曾经说过:“我是农民的儿子。”他自幼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眼见得农民的艰辛劳作,却得不到温饱。而在他所喜欢看的那些书中,却见不到农民的影子,满眼都是吃喝着农民享受着农民的劳动成果的那些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于是,他愤愤不平了;于是,他就有了后来满怀激情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于是,他就有了文化部“被死人统治着”的牢骚。黄巢诗曰:“他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黄巢能不能言行如一,已经无从知道了。而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做到了。翻遍中华五千年历史,可有第二个出身于草莽的统治者,对农民尚有如此深厚的情愫吗?某孤陋寡闻,至今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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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条评论

  • 商都 商都 2013/9/6  13:36 | 未知位置
    由于青黄不接,韶山发生了粮荒。一双双饥饿的眼睛都盯着商人和地主们的粮仓,挨饿的人们喊出了“吃大户”的口号。
  • 东方直心 东方直心 2013/9/6  11:46 | 未知位置
    这是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小人物”写的毛泽东传记,共10卷373章400多万字,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一生如何修身,如何做人,如何处事,如何工作,如何奋斗的历史,它既可以当作通俗的故事阅读,也可以作为历史工作者在研究中共党史时最真实可靠的历史资料。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人生教科书。如果您真正读懂了这部书,或者是您的后人真正读懂了这部书,那么对您本人,对您的家庭,对您的后代,将会产生不可想象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作者东方直心,本名张成德,1949年七月出生于河南宛城东乡一个偏远的村子里,学生出身,曾经当过两年多农民、一年多铁路筑路民工、三年铁路守护营武装民兵。1977年毕业于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历史系,从事基础教育工作32年,利用业余时间潜心研究创作了这部辉煌的历史通俗读本《毛泽东大传》,旨在使之成为世人修身立业之《通鉴》。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出版这部巨著,并非为了赚稿费发财,而是对再版稿实行免费倾情大赠送,并承诺在保持原作内容的前提下可以转赠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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