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1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1章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

  话说1918年5月,杨怀中先生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举家迁至北京,出任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
  杨开慧随全家一起北上,来到繁花似锦的北京,住在地安门鼓楼东大街豆腐池胡同9号。北京是新文化的策源地,杨开慧如饥似渴地阅读新书刊,眼界开阔了,思想也更加深刻了。
  杨怀中先生此次进京,也给毛泽东带来了新发展之良好机遇。原来早在1912年初,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就在北京发起成立了留学俭学会,宣传、组织青年留法勤工俭学。1915年,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又倡导和发起勤工俭学会以及留法勤工俭学会,为国内更多的青年赴法留学开辟广阔的道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华工赴欧从事军事劳役,其中多数在法境内,人数达15万多。1916年,中法社会名流发起成立了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会长。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南方各省组织的反袁军政府同北洋军阀政府达成了和议,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这样,流亡国外多年的蔡元培、吴玉章等,于1916年年底由巴黎返回北京。随之,赴法勤工俭学和留法预备学校又恢复招生。
  杨怀中支持蔡元培等人倡导的赴法勤工俭学,也时刻关心湖南青年教育问题。所以,他很快就写信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主办赴法勤工俭学活动的消息,告诉给毛泽东和蔡和森,他希望毛泽东立即到北京去,帮助推动这项运动。
  而此时的毛泽东、张昆弟这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大多数人也正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的“新村”生活遇到了不少麻烦。
  原来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因受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就常常憧憬着一种人人劳动、人人平等的理想世界。可是因为学业尚未完成,所以“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实现。
  现在他们终于毕业了,于是就决定进行自己的试验。
  毛泽东和蔡和森、张昆弟、陈书农、熊子容等人,一同搬进了湖南大学筹备处,成立了工读同志会,计划找一处理想的村镇,从事半工半读,即一面劳动或工作,一面自修,研究社会改造问题,希翼过一种人人平等、互助的新社会生活。
  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他在计划中写道:
  “合若干之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吾以为岳麓山一带,乃湘城附近最适宜建设新村之地也。”
  毛泽东为寻找这一处理想的新生活地点,几乎跑遍了岳麓山下的每个小镇、村庄,他试图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人人平等、互相友爱的“新村”生活。
  可是,毛泽东最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试验场所,他们只得住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每天除了自学之外,过着一种脚穿草鞋,自己挑水、自己上山砍柴,自己用蚕豆拌着大米煮着吃的清苦生活。
  正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到了杨怀中先生的来信,自然是十分高兴。他这才想起来,早在1917年10月的时候,他就曾看到过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散发的章程和有关资料。华法学会广东分会是华法学会发起者、副会长汪精卫在1917年与黄强、陈其瑗发起成立的,他们和湖南青年罗承鼎、戴勋在长沙散发材料时,毛泽东就记住了汪精卫的名字。
  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学会在陈绍休、萧子璋任教的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召开了一次会议,着重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周世钊、邹鼎丞、张昆弟、陈书农、李维汉,还有何叔衡,共10余人。
  大家认为,湖南省政治不宁,军阀连年混战,教育事业摧残殆尽,“莘莘学子,无校可入”。在这种形势下,会友应该向外发展,而留法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留法勤工俭学很有必要,“应尽力进行”。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决定他和何叔衡、陈昌留在长沙,把注意力放在国内,发展新民学会组织。学会委托蔡和森赴北京了解有关情况,进行联系和准备工作,“专负进行之责”,组织向外发展。蔡和森也表示,决心要在“3年之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并且要使女界同时进化。”
  6月23日,蔡和森动身赴北京。他到京后,住在豆腐池胡同9号杨怀中家里。经杨怀中引荐,蔡和森很快拜访了华发教育会的蔡元培、李石曾,进一步了解了有关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6月30日夜,蔡和森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他和蔡元培、杨怀中交谈联系的情况,蔡和森还在信中写道:
  “兄事已与杨师详切言之,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弟以一面办报一面入学为言;师甚然之。前亚细亚报薛某者,今欲重整旗鼓,请师担任学术上之撰述,师颇有羞与为伍之意,辞之;然可荐信绍介,师言惟欲屈节。弟思大仁大勇,普度众生,非入地狱不行,究为所谓屈节。”
  “大学蔡校长,弟会见一次,伊正谋网罗海内人才,集中一点,弟颇羡其所为。觉吾3人有进大学之必要,进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储养练习,或可同时并得。望兄细与子升讨论研究,定其行止,复我一函,是所至盼!”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复信,人们至今尚未发现。但从蔡和森的下一封信中,似乎可以略窥一斑。
  1918年7月21日,蔡和森再次致信毛泽东,说联系赴法勤工俭学一事,他已争取了25个赴法名额。
  蔡和森还就改造社会的“手段与目的”,即打入恶社会内部与改造社会问题,磋商于毛泽东。起因是由前信所说杨怀中羞于同亚细亚报薛某为伍的那句话。蔡和森写道:
  “兄若以此为暂时的手段,则何如借路过身,一入地狱。弟尝慨世之君子,为种种的舆论律、道德律所束缚,只能为伪善,不能为伪恶,是以使小人得积极横行。”
  由此看来,毛泽东把与薛某为伍,只看做是“暂时的手段”,而蔡和森的主张是“入地狱”,勇敢于打入恶社会中,敢于做“恶事”。他说:
  “弟意现在当得一班正人立恶志,说恶话,行恶事,打恶仗,争恶权,夺恶位,加入恶界,时时与恶为缘,时时与恶战,时时与恶和,操而纵之,使自我出,支而配之,使自我生,演而进之,使自我发;然后,将万恶纳之袖中,玩之掌上。”
  “将此万恶捣之碎之,烧之溶之,锻之炼之,碎之磨之;神而化之,使成美质之原子,新而明之,使成优秀之国民。”
  蔡和森在信中再次提出希望毛泽东到北京:
  “吾辈须有一二人驻此,自以兄在此间为最好。”“自由研究以兄为之,必有多少成处,而不至无结果。”“杨师自是喜兄来寓,每日可以学习英日文。弟事殊不好为计,故亦望兄来指教。”“驻京唯有润兄最宜”。
  蔡和森的信刚刚发出,就于7月23日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毛泽东已决定赴京一行。并就“大规模自由研究”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蔡和森欣喜至极,次日回信说:
  “昨夜奉读来示,极忠极切!本以待兄主张然后定计,今计定矣。只要吾兄决来,来而能安,安而能久,则弟从前所虑种种,皆不成甚问题。”
  蔡和森对毛泽东主张的“大规模自由研究”,极表赞成,他写道:
  “大规模之自由研究,最足动吾之心,慰吾之情,岁不详说,差能了解。兄之‘梦呓’,尤是弟之兴经,通我智樃,祛我情瞀,甚为狂喜,自不待言。”
  “自由研究社,略分内容与外延。今兄于外延已略揭其端,远矣大矣,只有巴黎一处,当加矣!至其内容,弟尝思非财力差厚不举,非通一二外国文字不行。”“着手办法,惟有吾兄所设之‘乌托邦’为得耳。”
  7月26日,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信,论及改造社会所需要的“才、财、学三事”。此信至今尚未发现。蔡和森的回信反映了部分内容。蔡和森写道:
  “所论才、财、学三事,极合鄙意。究竟我们现所最急者,是一财字;而才次之;而学则无处不有,无时不可以自致。”
  对于毛泽东开展自由研究和兴办私塾的主张,蔡和森说:
  “兄自由研究及兴办私塾之说,是弟中层之目的。”目前最所急需地,是“求财”,是经营能够有所“基础”。
  毛泽东主张,要从小学生起,造就新的人才,“失此不为,后虽为之,我等之地位不同,势不顺而机不畅,效难比于此日矣。”
  蔡和森说:
  “弟深以为然。”“3年以来,每觉胡林翼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
  蔡和森说到新民学会会务,写道:
  “兄对于会务,本有经伦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以才为基,以财为用,以学为本,此万世之业,不必忧其一时无成也。兄以为如何?望与章甫兄商量之。”
  罗学瓒的家庭并不同意他赴法留学,毛泽东也劝他留在长沙从事教育,比到法国勤工俭学对于革命工作要好得多。
  1918年8月11日,毛泽东给罗学瓒写信说:
  “弟与蔡君等往返商量,深以同人多数他往,无有几个从事小学教育之人,后路空虚,非计之得。”
  “弟又有一言奉商者,兄于从事工艺,似乎不甚相宜;而兄所宜,乃在教育。似宜斟酌于远近去住之间,而不宜贸然从事。”“不如从事教育之大有益”。
  而罗学瓒却说他是为了:“考察强国的情况,学习强国之经验,要见见中国以外的大世面。”
  毛泽东见他决心已下,就不再勉强,转而支持他。
  毛泽东和其它会员就赴法勤工俭学一事,在长沙到第一师范、长郡中学、周南女校等学校宣传鼓动,很快就有30多人报了名。
  正在此时,毛泽东忽然获悉母亲文氏因患淋巴腺炎正在外婆家养病,他归心似箭,连忙从长沙赶回唐家圫探望母病,为母亲四处求医,侍奉汤药。怎奈母亲病情甚重,短时间内难于痊愈。因赴京之期日近,他只得将母亲拜托给两家舅父舅母和诸位表兄弟照料,自己立即赶回了长沙。
  8月13日,毛泽东在动身赴京前,致信七舅父文玉瑞、八舅父文玉钦,他在信中写道:
  七、八二位舅父大人座下:
  前在府上拜别,到省忽又数日。定于初七日开船赴京,同行有十二三人。此行专以游历为目的,非有它意。家母在府上久住,并承照料疾病,感激不尽。乡中良医少,恐久病难治,故前有接同下省之议。今特请人开来一方,如法诊治,谅可收功。如尚不愈之时,到秋收之后,拟由润莲护送来省,望二位大人助其成行也。
                              甥 叩
  8月15日,毛泽东向朋友借了钱,同罗学瓒、陈绍休、张昆弟、熊光楚、周世钊、萧子升、萧子璋、李维汉、李思安、罗章龙、曾以鲁、邹彝鼎12名新民学会会员和进步青年李富春、贺果、任理、侯国昌、唐灵运等25人,从长沙乘船出发,到汉口后转火车直赴北京。
  火车行至河南省郾城县漯河寨境内,因大雨沙河涨水,铁路被洪水冲断,一时不能前进。毛泽东一行人便被滞留在了许昌。
  毛泽东、罗章龙、陈绍休趁机结伴游览魏都旧墟。他们3人在魏都旧墟吟诵曹操的《短歌行》,又吟诵《让县自明本志令》。他们看着眼前颓废的景物,可真是萧条异代,不禁抚今追昔,激情慷慨,不能自已。于是,毛泽东和罗章龙即联《过魏都》七绝一首:
  罗章龙:横槊赋诗意飞扬,
  毛泽东:《自明本志》好文章。萧条异代西田墓,
  罗章龙:铜雀荒伦落夕阳。
  毛泽东又利用候车的一天一夜时间,组织大家到郾城城郊的农村去考察,了解北方农村的风俗习惯和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毛泽东还邀了两位同伴,到了漯河寨,看到了农村破败不堪的景象,他的心情十分沉重。
  第二天,毛泽东和同伴们步行到了许昌,继续乘车前行。
  8月19日,毛泽东一行抵达北京,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
  新民学会会员多数散居在湖南各县设在北京的会馆里,而毛泽东来京时向同学们借的路费,又已经花完了,身无分文的他,只好到豆腐池9号杨怀中家中暂住。
  毛泽东的到来,使杨怀中一家人十分欢喜,他们非常热情地款待了他。但是由于杨怀中先生家里的住宿条件也不是太好,只好安排毛泽东和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毛泽东一直和杨怀中一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原来的老师现在成了他最知心的朋友。
  新民学会会员散居在各处,每天都要来往奔波,相互之间的联系、学习、讨论问题,都极不方便。不久,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8个人商量着,就搬到了一起,他们聚居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吉安东巷7号。这是一个破旧的小院子。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房租、吃饭加上冬季买煤烧炕的费用,使得他们手头十分拮据,8个人只好住在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隆然大炕,大被同眠”。湖南人从来没有穿过大衣,可是在北京的冬季,没有大衣是不行的,每个人都买一件大衣又不可能,他们8个人只好合买一件轮流穿,以抵御迅速席卷北京的严寒。
  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说起了他们这一段十分清苦而又情趣盎然的生活状况,他是这样描述的: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7个人合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旁边的人打招乎。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再说毛泽东一行到北京之后不久,萧子升很快就接受了蔡元培和李石曾的邀请,出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他同时又和毛泽东、蔡和森共同主持湖南青年留法勤工俭学工作。
  在北京等候赴法的湖南青年,很快就达到了四五十人,湖南成为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份。由于华法教育会工作比较松懈,尚没有创造好出国的条件,那些准备赴法留学的青年一时还不能启程,这就使新民学会会员中的一部分人也出现了急躁情绪。
  毛泽东一方面安慰大家,反复说明充分准备的必要性,一方面和蔡和森等人一起,频繁奔走于有关方面。在杨怀中的协助下,华法教育会召集了专门会议,研究安排湖南青年学习和赴法的问题。蔡元培同意为湖南先办一个预备班,共60人。
  预备班在方家胡同召开了隆重的成立大会,由蔡元培主持,杨怀中讲了话,还邀请一批湖南名流参加。会后,在报纸上发了消息。湖南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其它各省的青年,也陆续来到北京。
  留学的准备工作主要是学习法语。预备班分设3处,萧子升、萧子璋、陈绍休、熊光楚、罗学瓒等人,留在北京大学留法预备班学习。张昆弟、李维汉、曾以鲁以及李富春、贺果等,被安排在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预备班,一面学习法文,一面学习机械学和机械制图。蔡和森到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他在学习法文的同时,担任了初级班的国文教员。
  后来,华法教育会在长辛店铁路工厂又增设了一个班。
  尽管出国留学可以得到资助,但每个学生出国留学还得花些路费。毛泽东早已债台高筑,无法再向有钱的熟人张口借钱。所以,他没有参加预备班,留在北京总揽全局。
  在这期间,身在河北蠡县布里村留法预备班的蔡和森,还时常和毛泽东保持通信联系,把他到北京后的那些见闻和想法,一一告诉毛泽东,还特别在信中提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列宁的事情,他表示要效法列宁,以列宁为导师。毛泽东感到十分高兴。
  毛泽东由于生活费用没有来源,因此生活非常拮据,这就迫使他急于谋求一个职业。经杨怀中先生介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给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写了一个条子,蔡元培写道:
  “毛泽东君实行勤工俭学计划,想在校内做事,请安插他在图书馆。”
  毛泽东来到沙滩红楼一楼,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长办公室,第一次见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先辈李大钊。他将蔡元培写的条子交给了李大钊,说明了来意。就这样,毛泽东被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
  毛泽东所住的景山东街,与杨怀中家相距不远,师生之间来往十分频繁。这时,杨开慧已出落成一个婷婷玉立的少女,正值豆蔻年华,情窦已开。它乡遇故知,欣喜自不必说。
  毛泽东经常把进步书报及自己写的日记、学习笔记送给杨开慧阅读。在这些交往中,他们进一步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于是,两人一起阅读进步书刊,探讨问题,点评时事。在不知不觉中,这对年轻人双双坠入了爱河。
  女儿心中的秘密自然难逃父母的视线。杨怀中夫妇开始对杨开慧与毛泽东的交往,予以更多的关注。
  有一次,杨怀中的好友北大教授章士钊来家做客,杨开慧为客人沏茶。章士钊随口问道:
  “令爱是否已经许配人家?”
  杨怀中说:
  “有位叫毛泽东的青年与开慧有些往来。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就学识来说是很不错的。就人品来说,也很不错。可有位先生曾对我说,毛泽东行动举止与众不同,劝我不要把女儿许配给他。”
  章士钊说:
  “有机会,你是不是让我见见毛泽东?”
  后来,在章士钊举行的一次讲演会上,有人告诉他毛泽东就坐在几排几号。章士钊在演讲中,总要时不时地瞟一眼毛泽东。此时的毛泽东比一般学生要高出半个头,他那长长的头发朝脑后梳去,露出宽宽的额头。毛泽东听课全神贯注,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上几笔,动作潇洒利落,举止大方。章士钊结束了讲座,也顾不得回宿舍,就来到了杨怀中家中,他非常认真地对杨怀中说:
  “杨先生,你不要犹豫了,赶紧把令爱许配给毛泽东。”
  章士钊,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章士钊于1881年3月20日出生在湖南善化县,即现在的长沙。早年曾任《苏报》主编。1907年赴英国留学。辛亥革命爆发后,章士钊弃学归国,在上海主持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兼任江苏省教育司长、都督府顾问。1913年7月,孙中山任命他为讨袁军秘书长。讨袁失败后,亡命日本。他在东京与陈独秀创办《甲寅》月刊。1917年11月,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教授兼图书馆主任。1918年,他推荐李大钊继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
  且说杨怀中夫妻二人也眼见得毛泽东和女儿爱得越来越深,从此也就默许了女儿的选择。
  毛泽东和杨开慧形影相随,或漫步古都街头,或相约于美丽公园,故宫、北海、香山,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秋天的红叶,冬天的腊梅,在这一对年轻人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充分体味着初恋的甜蜜。
  毛泽东在图书馆的工作地点是第3阅览室,也叫“日报阅览室”或“新闻纸阅览室”。他的职责是具体负责清理书架、打扫房间,登记新到报刊和阅览人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其中有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神州日报》、北京《国民公报》、《惟一日报》、《顺天时报》、《申寅日报》等。
  毛泽东在上班时,身着褪了色的蓝长衫,穿一双布鞋,或忙碌在大窗户下的三屉办公桌前,或穿梭于书架之间。他在这里的工作既平凡又琐碎,待遇也菲薄,每月月薪只有8块银元。但这对毛泽东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了。
  北京是新文化的中心,而北京大学则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新旧思想、新旧文化激烈交锋的战场。校长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从而使各种思潮在这里传播,各种学术团体如雨后春笋,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新派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都曾经在这里任过教。
  这一切都给毛泽东以极大的吸引力。对于矢志要进行大规模自由研究的他来说,这里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毛泽东像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时的那样,贪婪地读着各种书报杂志。他利用管理报刊之便,不必花钱,就可以把图书馆里的书刊读个够,这里有着许多他还不知道的新鲜的知识和思想,对于捉襟见肘的他来说,实在是太实惠了。毛泽东阅读了大量新出版的报纸杂志,汲取了许多新知识。
  此时与毛泽东处境很相似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毛泽东在图书馆结识的一个在北大读书的穷学生许德珩。
  许德珩,1890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许德珩冬衣不能御寒,课余时间他就呆在有炉火的图书馆读书,既取了暖,又获得了知识。毛泽东本是好学之人,对勤奋学习的许德珩很有好感,二人交谈读书心得,研究社会问题,志趣很是相投。
  毛泽东对政治的兴趣不断增长,思想也越来越激进。他也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常常和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同学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并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毛泽东还利用在图书馆工作的有利条件,经常去旁听他所感兴趣的一些新派人物的课,结交拜访一些名流学者。
  胡适,字适之,1891年出生于安徽绩溪,曾先后就读于美国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
  有一次,毛泽东去听胡适的讲座,他斗胆写了一个条子传上去,向胡适提出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问题。
  傅斯年、罗家伦是北京大学学生中的风头人物。他们主编的《新潮》杂志,激烈地抨击封建文化,提倡“文学革命”,在青年中影响很大。毛泽东对他们很感兴趣,可是他们却看不起这个来自湖南的“土里土气”的青年。
  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曾谈到他在图书馆的情况:
  “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意同我往来。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数都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试图同他们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我在北大图书馆的时候,还遇到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
  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韶山以东的江西萍乡的一个地主家庭。1917年春,张国焘在北京大学读理工预科。他在北大学生的斗争中,逐步成为“狂热爱国的人物”。他同邓中夏等人还在1918年10月20日发起组织了“国民杂志社”。张国焘同“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等,俨然是北大学生的领袖。
  尽管如此,毛泽东却得到了李大钊的器重。这个时候,对毛泽东的思想发生直接影响的就是李大钊先生。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他比毛泽东年长近4岁。
  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国后,于1917年冬受聘北京大学,1918年5月出任北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并接替章士钊为图书馆主任。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后,积极扩充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书籍,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少激进的学生常到图书馆来请他介绍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和他一起讨论研究各种思潮,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来到北京时,李大钊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因此,李大钊领导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实际上成了北京大学校内的一个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毛泽东时常到李大钊那里去请教,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与李大钊朝夕相处,自然直接受到李大钊的影响就很大。李大钊的名气虽然很大,但是他和毛泽东谈得很投机。在工作之余,或是在李大钊翻阅报刊的时候,俩人经常聚在一起畅谈,有时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在李大钊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认真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
  1918年10月,李大钊亲自介绍毛泽东加入了“少年中国协会”。同年冬,毛泽东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在1918年10月14日成立的。蔡元培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演说。新闻学研究会每周活动两次,毛泽东以极大的热情参加了研究会的活动。
  1918年11月15日,北京大学在天安门前举办演讲会,李大钊穿着棉布长袍,昂首阔步登上讲台,台下数千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毛泽东专程赶到广场,聆听了李大钊的讲演。后来,他还阅读了李大钊发表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歌颂俄国十月革命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又参加了李大钊等组织的学生研究各种新思潮活动,开始逐步清除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放弃了许多他原来赞成的无政府主义主张。
  在很短的时间内,毛泽东表现出来的不凡抱负、理想和才干,得到了李大钊的尊重和赞扬,李大钊称赞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从他身上看到了中国“新青年的创造”。
  1936年,毛泽东曾对斯诺回忆说:
  “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二人都是最卓越的中国知识界领袖。我在李大钊手下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经杨怀中先生介绍,还认识了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他就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通过几次短暂的接触,陈独秀对社会问题的精辟见解,使毛泽东十分叹服。
  毛泽东除了经常拜访杨怀中、黎锦熙、符定一3位老师之外,就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分别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陈独秀等谈学术和人生问题,同他们讨论新思潮等各种问题。以求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在这期间,毛泽东同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的邓中夏,还有他的老朋友罗章龙等一些进步青年,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还参加了邓中夏、高君宇、许德珩等进步青年组织的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深入到海淀、长辛店等地,向工人、农民传播革命思想。
  毛泽东一面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学习,一面积极组织湖南学生开展赴法勤工俭学活动。这时,湖南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有一部分被安排到设在长辛店铁路工厂的留法预备班,进行半工半读。他先后两次来到长辛店铁路机车车辆厂,对工厂进行了调查。
  毛泽东深入了解工厂和工人的生产、生活状况,在职工中寻东问西,从生产细节到工厂范围、方针,从整个工厂的收益到职工们的个人生活,做了详尽的调查。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细致地调查大型现代产业工厂和深入地接触众多的产业工人,对促进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具有重大意义。
  据何长工回忆:毛泽东在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在国内的学习生活问题之后,就进一步为他们出国做准备。当时,最要紧的是筹备赴欧旅费。
  毛泽东为了筹办这批青年赴法路费,在杨怀中先生的协助下,把控制在范源濂、熊希龄等人手中的一笔款子的利息,也就是他们存入大俄国道胜银行的前清户部应该退还给湖南的粮盐两税超额余款的利息,提取了出来,作为湖南勤工俭学学生的赴欧旅费。
  毛泽东的热情工作,受到了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学生的好评。罗学瓒在一封家信中写道:
  “毛润之此次在长沙招致同学来此,组织预备班,出力甚多,才智学业均为同学所钦佩。”
  1918年冬,毛泽东和萧子璋觉得没有见过大海是一大憾事,为着看大海,便开始了天津之旅。二人先乘火车到天津,然后转车到大沽口,可下了车到海滨一看,哪里有万倾波涛?连水都没有!只见前面白茫茫的一片,完全是一个冰的世界。既然来到了海滨,就是结了冰,也得在上面走走才过瘾,他俩约定,各向一个方向走去,绕它一周,回到原地集合。于是,毛泽东向西,萧子璋向东,沿海滨走去。萧子璋走了半圈,眼前现出一个木头小屋,见屋内一个中年男子正在生火烧水,便径直走上前去。男子奇怪地问他:你从哪来?萧子璋说,我是南方人,是来看海的。不一会儿,毛泽东也到了,主人给他们泡茶喝。二人坐了一会儿,谢了主人,又分头沿海滨绕去。待萧子璋回到原地,等了许久,觉得脚都冻麻木了,毛泽东才回来。萧子璋问他哪儿了,毛泽东笑道:
  “我有意找‘蓬莱仙岛’的,谁知什么也没找到。”
  上得岸来,他们乘车返回天津已经是晚上了,街上一片灯光。二人都急着小便,但找不到厕所,毛泽东只好去问警察。警察听他一口湖南话,又见萧子璋抱着一个大皮包,就起了疑心,要检查皮包。毛泽东有意逗他,从萧子璋手里拿过皮包,紧紧抱住。警察愈加怀疑,硬要看,毛泽东硬是不给。警察抢过去打开一看,里面除了两条毛巾和牙刷之外,尽是些蚌壳之类。毛泽东和萧子璋看着警察一脸的窘态,哈哈大笑,也忘了要办的事,接过皮包,找到一个小摊位买了几个天津锅贴吃了,顺便进店找到了便所才算了事。
  1919年1月,毛泽东除了抽空继续在北大旁听著名教授的课以外,又参加了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邓中夏是哲学会的会员,他们一起交流读书心得,研究新思潮、新理论,一道进行社会调查。
  毛泽东在参加这些研究会的活动中,又认识了陈公博、谭平山、邵飘萍等人。尤其是邵飘萍对毛泽东的帮助很大。邵飘萍此时担任《京报》总编辑,他还是新闻学研究会中有关办报业务的主讲老师。毛泽东由此又参加了新闻研究会。
  1919年2月20日,《北京大学日刊》记载:
  “新闻研究会于19日午后,在文科第34教室开改组大会,校长亲临演说。是日,会员到会者为毛泽东等24人。”
  毛泽东曾在新闻学研究会听邵飘萍讲《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还多次拜访邵飘萍,在新闻理论知识方面得到了邵飘萍的许多教益,这对他后来回湘主编《湘江评论》等刊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19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理科第16教室,又聆听了李大钊对新闻研究会会员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的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期间,最后一次听李大钊的演说。
  这正是:牛儿得草鱼得水,马有伯乐自奋飞。
      高人尚需高人识,来日春风谁能追?
  欲知毛泽东今后将向何处发展,请看下章介绍。
  东方翁曰:毛泽东是一个最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尽管生活清苦,捉襟见肘,债台高筑,但他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同学们的赴法勤工俭学而奔走。他自己之所以不去赴法,不是他不想去,而是囿于经济条件不允许他去罢了!事事因人制宜,不可强求。出国深造固然重要,可在国内深造也未尝不可。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就是一个实例。他在北大期间,尽管多受冷遇,但他并没有妄自菲薄,依旧是依靠旧友,广交新朋,不断地向周围的人们学习,提高自身的素质。特别是在他结识了李大钊、陈独秀之后,就开始了他一生中的伟大的转变,由急进的民主主义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思想转变。以至多少年之后,毛泽东还始终念念不忘这两个对他帮助最大影响最大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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