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2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2章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话说毛泽东是个大孝子,在双亲中尤其敬重他的母亲。正当他在北京大学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突然接到了家中的来信,说是母亲在3月初由于淋巴腺炎复发,病情日渐沉重。他心里非常着急,就要赶回湖南为母亲治病。此时正好有一批湖南青年已经做好了赴法准备,于是,毛泽东准备绕道上海,送走赴法同学后就回湖南去。
  毛泽东在离开北京前夕,前去拜访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胡适终于答应,他将予以支持。
  毛泽东又去拜别恩师杨怀中先生。杨开慧得知心爱的人分别在即,自有一股难以言传的离别愁绪,她亲自去送别毛泽东,嘱咐他要随时来信。
  1919年3月12日,毛泽东偕同萧子升等先期赴法的湖南青年离开北京前往上海。可是当他到达浦口的时候,身上又已经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还没有买车票呢。此时,没有人可以借一点钱给他,他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离开浦口。更糟糕的是,他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让小偷给偷走了。这可怎么办呢?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毛泽东的运气总算不坏,他在火车站遇到了一个从湖南到上海的老朋友,这个老朋友成了毛泽东的救命菩萨,他借给毛泽东了10元钱。毛泽东除了买一双鞋外,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毛泽东的这个老朋友不是别人,他就是李中。
  李中,字印霞,生于湖南湘乡县上里村。1913年秋,和蔡和森一起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编入第七班,与毛泽东是老同学。毕业后,李中在上海进了江南造船厂当钳工。后来,李中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又转入共产党。1920年9月,他以工人李中为名,在《劳动界》第七期上发表了《一个工人的宣言》,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党员。此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毛泽东一行于3月14日到达上海。
  毛泽东在上海的20多天中,参加了两次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欢送会,两次到码头送别。
  3月15日,毛泽东参加了环球中国学生会等组织召开的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
  3月17日,第一批赴法学生乘座邮船启航,毛泽东又到黄埔江码头为湖南青年送行。
  3月29日,毛泽东参加了又一批赴法留学学生欢送会,
  3月31日,毛泽东又到码头道行。
  毛泽东在为赴法学友送行时,许多赴法的新民学会会友曾恳切邀请他同行,但他却断然决定留在国内。他解释说:
  “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国外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大陆,自己所知甚少,所见亦浅。然而,祖国正在伟大的动乱中过着生活,我感觉着不能站在这样的决战的生活圈外。假若,我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有利。”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在上海打起行囊,一路上步行兼乘车船,好不容易回到了长沙。
  毛泽东一到长沙,就接到了杨开慧的来信,信中的称呼已是一个字:“润”;毛泽东在给杨开慧的回信中,称呼也是一个字:“霞”。
  此时的毛泽东,思想虽然时时漫游在常人所不能及的世界里,可他的处境却非常艰难,他只能在湖南大学为报考者而准备的学生宿舍里,找到一张床位,安顿下来,每天过着十分清贫的物质生活。他那双大脚上穿的是草鞋,因为草鞋便宜而实用;吃的饭食主要是蚕豆和大米,还得常常依赖好友们的接济。
  毛泽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要继续主持新民学会的会务。有一天,他来到长沙修业小学,看望同窗5年半的好友、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
  周世钊是在一师毕业后经王季范的介绍,到长沙修业小学担任国文教员的。老友相见,分外高兴。毛泽东向周世钊详细介绍了他在北京、上海的活动情况,还说:
  “北京、上海等地的学生因为外交失败的消息引起了悲痛和愤怒,正在酝酿开展爱国运动,湖南也应该搞起来。我想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周世钊非常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末了,他问起毛泽东现在住在哪里?毛泽东说,尚未定下来。周世钊便邀毛泽东到修业小学来同住。他还告诉毛泽东说,修业小学高小部正缺少一个历史教师,每周只有6节课,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来教这几节历史课,还不妨碍其它工作。毛泽东正急需一个能够解决生活费用问题的固定职业,一听说竟有如此好事,便欣然应允了。
  毛泽东来到长沙修业小学后,和周世钊住在一起,他们的生活依然是很清苦。毛泽东的被子特别单薄,天气一变,晚上感到寒冷难耐,就不得不卷起自己的被子,像在一师学习时曾经多次睡在一张床上一样,到周世钊的床上同他睡在一起。
  毛泽东在历史课教学中每每结合现实斗争,启发学生的爱国思想,他的课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他还和周世钊共同指导小学生,创办了《小学生》半月刊,内容有小言论、小批评、小文艺和重要新闻等。学生们居然也谈起国家大事来了,他们所写的那些反对日本、抵制外货,抨击军阀统治,申讨卖国奸贼;以及反对旧教育,提倡新道德的文章,经常在《小学生》上刊出。
  毛泽东除教书外,他利用一切时间,广泛接触长沙教育界、新闻界人士和青年学生,进行各种联络活动,向他们讲述几个月来自己在北京、上海的经历,介绍所接触的一些值得钦佩的人物。
  生活总算安定下来了,毛泽东便写信让大弟弟毛泽民和妹妹毛泽建把母亲从韶山护送到长沙,住在蔡和森家里,为母亲治病。毛泽东亲侍汤药,精心照料。
  4月28日,毛泽东给舅父舅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七、八两位舅父大人曁舅母大人尊鉴:
  甥自去夏拜别,忽忽经年,中间曾有一信问安,知蒙洞鉴。辰维兴居万福,屐瞩多亨,为颂为慰。家母久寓尊府,备蒙照拂,至深感激。病状现已有转机,喉蛾十愈七八,疡子尚未见效,来源本甚深远,因非多日不能奏效也。甥在京中北京大学担任职员一席,闻家母病势危重,不得不赶回服侍。于阳3月12号动身,14号到上海,因事勾留20天,4月6号始由沪到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足纾廑念。肃颂
  福安!
  各位表兄表嫂同此问候。
  四、五、十舅父大人同此问安,未另。
                      愚甥 毛泽东禀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爆发后,毛泽东约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到楚恰小学开会,在会上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局势,介绍了国内南北军阀混战的情况,说明了在新思潮激荡下中国人民逐渐觉悟的事实,并提出了组织青年学生进行斗争的意见。自此,他站在斗争的前列,率领新民学会会员深入长沙各校,拟写传单,动员青年学生起来,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
  就在这时,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了很多代表,分赴各省活动。邓中夏和他的一位同学也于5月下旬来到长沙,向毛泽东、何叔衡等介绍了北京学生运动的情况,并商讨恢复和改组原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问题。
  5月23日上午,毛泽东和蒋竹如、张国基等人来到第一师范后山操坪上,商谈如何响应北京学生反帝爱国运动、与北京学生采取一致行动的问题。他们决定第二天分头行动,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一个或两三个代表,于25日上午到楚怡小学开会。
  在这几天时间里,毛泽东先后到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明德中学等学校进行活动,他向学生骨干们提出:
  “反帝爱国方向要明确,力争山东主权完整,反对北京政府的卖国政策;要有统一组织,力量集中;要准备对付张敬尧所施加的压迫。”
  5月25日上午,毛泽东同蒋竹如、陈书农等与各校学生代表在楚怡小学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湖南商专的易礼容、彭璜,湖南工专的柳敏,湖南法专的夏正猷、黎宗烈,明德中学的唐耀章,雅礼中学的李振翩,周南女校的魏壁、劳启荣,楚怡工业学校的朱后郑,长沙师范的缪瑞祥、高标,妙高峰中学的何培元等,共计20多人。
  毛泽东首先介绍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总干事邓中夏与各校代表见面。邓中夏报告了北京学生运动发生的经过,希望湖南学生实行总罢课,声援北京爱国学生。
  毛泽东提出重建湖南学生联合会,与会者一致赞成。会议决定成立新的湖南学生联合会,并发动学生总罢课,以推动反帝爱国运动。
  这次会议结束后,各校代表返回自己的学校,他们分头进行组织和发动工作。毛泽东也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学生的政治活动上,他亲自拟写传单,与其他学生会会员一道,积极进行串连发动。
  5月28日,经过几天的联络和协商,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会址设在长沙落星田商业专门学校,法专代表夏正猷被推选担任会长,新民学会会员彭璜担任副会长。
  彭璜,字殷柏,又作荫柏,1896年出生于湖南湘乡县,长沙商业专科的学生。
  毛泽东虽然不是学联的成员,但他每天都要到学联去和学联的负责人们研究问题,指导学联的各项活动。他成为这个学生组织实际上的领导者。
  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形势的发展尤其是湖南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得湖南督军张敬尧深感对自已不利,于是他就开始对长沙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他每天派人检查报刊,严禁登载有关五四运动的消息,并责厉管制学生,禁止学生上街“寻事”。
  湖南省学联不顾军阀张敬尧的重重阻挠,迅速发动全省学生进行总罢课。
  1919年6月3日,省学联发表了罢课宣言。宣言中说:
  “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急宜挽救”,湖南学生“力行救国之职责,誓为外交之后盾”。
  罢课宣言还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了拒绝巴黎和约、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等内容的要求。
  6月3日这一天,长沙大多数学校实行了罢课,只有明德中学、湖南法专和几个女校没有行动起来。省学联对于湖南法专迟迟不行动,表示非常不满,夏正猷因此引咎辞职,于是,彭璜就被推举为省学联会长。
  毛泽东亲自前往明德中学进行说服工作,明德中学随后也实现了罢课。接着,各县学生纷纷响应,学生爱国运动遍及全省。
  在这次学生爱国运动中,毛泽东和学生们一起,涌向街头进行爱国演讲、宣传,并积极开展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惩办卖国贼、誓死夺回青岛、坚决抵制日货等爱国活动。
  开展以抵制日货为中心的反日爱国运动,是省学联组织的除罢课以外的一个重要活动。学联组织了许多讲演队、戏剧队和检查队,每天轮流到街道和码头进行活动,并同搬运工人、店员结合起来,监视和揭穿一些商人名义上维持国货、实际上暗暗倒卖日货的行为。
  再说此时毛泽东母亲的病情日渐严重,尽管毛泽东悉心照料,但是母亲的病终因积重难返,已经不是汤药所能回天的了。
  文七妹在长沙住了两个月后,自知不久于人世,就要求回故乡韶山。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毛泽覃一起,搀扶着母亲到照相馆合影留念。这是文七妹一生中第一次照相,也是她最后一次照相。文七妹在回乡临走前,心事重重地对毛泽东说:
  “润之呀,我的病治不好不要紧,就是有一件事放心不下。”
  毛泽东急忙问母亲何事。文七妹拉着毛泽东的手,嘱托说:
  “你父亲兄弟4人,只有泽建一个女儿,你要把她当亲妹妹看待,带她读点书,日后好在外面找点事做。我不行了,只希望你们好。”
  毛泽东眼含热泪,连连点头说:
  “母亲,你放心,我一定把泽建当亲妹妹看。”
  就这样,毛泽建与三哥恋恋不舍地分手,和毛泽民一起陪同母亲回到了韶山。
  6月下旬,北京学生再次示威请愿,阻止北洋军阀政府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一直在北京参加学生爱国运动的蔡和森,带领陈绍休、贺果、唐铎及北京法文专修馆的湖南同学,参加了这次游行。
  此一时期,蔡和森极力称道和宣传毛泽东,他常把毛泽东介绍给别的朋友,说毛泽东是“了不起的人物”,“坐定如山,意坚如铁”,“言不及似,只为天下大事”。
  1919年7月7日,长沙省学联和国货维持会联合各界人民举行了焚烧日货游行示威大会。“游行队伍前面高举着‘烧毁日货游行大会’和‘同胞们注意,切勿买日货’的大旗,学生每人肩负一匹日本布,后面跟着绸布业的店员工人,最后是国货维持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旗帜。到了教育会坪,学生们将布匹摊放坪中,浇上煤油焚烧。直到布匹烧成了灰,游行队伍和参观群众才离开。”
  7月9日,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省学联联合工商各界召开会议,成立了湖南各界联合会,组成了包括20个代表的各界联合会代表团。会议提出,国家前途危险已达极端,号召湖南各界起来,“推翻武人政治”。
  湖南各界联合会以学联组织的“救国十人团”为基层组织。7月间,“救国十人团”已发展到400多个。
  与此同时,毛泽东主持的新民学会也再斗争中壮大起来,夏曦、向警予等新入会的会员多达70多人。新民学会修改了章程,设立了“评议”、“执行”两个部,毛泽东、周世钊等8人为评议员;何叔衡、李思安为正副执行委员。
  五四运动后,长沙各校学生出版了10多种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有《新湖南》、《女界钟》、《岳麓周刊》等,但大多数锐气不足。为了提高群众觉悟,扩大革命影响,推动爱国运动的发展,毛泽东认为迫切需要创办一个革命刊物。
  省学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把李振翩、龙毓莹主办的《新湖南》杂志,改办为《湘江评论》周刊,并聘请毛泽东为主编。
  于是,毛泽东就在修业小学开始创办《湘江评论》了。
  7月14日,毛泽东经过10多天的紧张筹备,《湘江评论》创刊号在长沙正式出版。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启事中说,《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一开始便写道:
  “自‘世界革命’的呼声大倡,‘人类解放’的运动猛进,从前吾人所不置疑的问题,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缩的说话,于今都一改旧观,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缩者不畏缩了,这样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软化。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毛泽东在创刊宣言的最后宣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传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文章中热情地赞扬了陈独秀在北京前门外散发传单的革命行为,高度地评价了陈独秀的思想和作用。他还写道:
  “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鬼神,迷信物象,迷信命运,迷信强权。全然不认为有个人,不认为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扑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什么的结果。陈君平时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塞因斯’(科学)和‘德莫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也可算是罪罚相抵了!”
  毛泽东在文章的最后大声疾呼:“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毛泽东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组短文,批驳封建主义,号召妇女们组织起“女子革命军”,冲破封建主义的枷锁,求得自身的解放。
  毛泽东将创刊号寄给北京的朋友们。李大钊看了以后,认为《湘江评论》是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一个刊物;他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全国读者推荐说:“能看到这份很好的兄弟期刊,令人非常高兴。”他还在《每周期刊》第36期《新刊评介》中介绍说:“《湘江评论》的长处在议论一方面。”
  毛泽东还将《湘江评论》寄给恽代英,请他在互助社举办的贩卖部代为销售,在武昌进步青年中广为流传。
  恽代英,字子毅,祖籍江苏省武进县,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一个书香世家。1917年10月,恽代英在武昌创立了互助社。1918年4月,毛泽东在长沙组织了新民学会后,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1918年,恽代英在中华大学毕业,留校任中学部主任。1919年,他是“五、四”运动在武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再说毛泽东在7月21日,发行了《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他在“临时增刊”第一号上发表了他所撰写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专门介绍了长沙教育界陈润霖、徐特立、朱剑帆等人在6月15日成立的、“以输入世界新思潮,共同研究择要传播为宗旨”的健学会。
  毛泽东称健学会的成立,为湖南思想界“空前的创闻”;他批评湖南思想界“20年以来,黯淡已极”。毛泽东文章中写道:
  “20年前,谭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学会,招集梁启超、麦孟华诸名流,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发行《湘报》、《时务报》,一时风起云涌,颇有登高一呼之慨。原其所以,则彼时因几千年的大帝国,屡受打击于列强,怨痛愧悔,激而奋发。知道徒然长城渤海,挡不住别人的铁骑和无畏兵舰。中国的老法,实在有些不够用。‘变法自强’的呼声,一时透衡云澈云梦的大倡,中国时机的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湖南也跟着转变,在那时候为一个大枢纽。但是时至今日,湖南却仍然是“自大的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表面上热热闹闹,里面却是空空洞洞,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对于“西学”、“新法”,总是羞羞答答,什么“中国的礼教用于万国,西洋只有格致枪炮利害,学来这一点便得”。“设若议论稍不如此,便被人看作‘心醉欧风者流’,要受一世人的唾骂了。”“对于孔老爹,仍不敢说出半个‘非’字。”
  毛泽东笔锋一转,为新思潮的兴起叫好,他写道:
  “近数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江亢虎、吴敬恒、刘师复、陈独秀等,首倡革新。革新一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甚至国家要不要,家庭要不要,婚姻要不要,财产应私有应公有,都成了亟待研究的问题。更加以欧州的大战,激起了俄国的革命,潮流侵卷,自西向东,国立北京大学的学者首欢迎之,全国各埠各学校的青年大响应之,怒涛澎湃,到了湖南,而健学会遂以成立。”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对健学会提出了希望,希望健学会要有研究的精神,批评的精神,敢于打破奴隶思想,向权威挑战。毛泽东写道:
  “岂知道古今真确的学理,伟大的事业,都系一些被人加着狂妄名号的狂妄人所发明创造来的。”
  毛泽东还写道:
  “学术的研究,最忌演绎式的独断态度。什么中国‘师严而后道尊’,‘师说’、‘道德’、‘宗派’,都是害了‘独断态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强权,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们反对孔子,有很多别的理由。单说这独霸,使我们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2000年偶像的奴隶,也是不能不反对的。”
  毛泽东在这一期“临时增刊》上,还刊登了恽代英寄来的《武汉学生被官厅解散最后留言》一文,文章揭露了湖北督军王占元血腥镇压武汉爱国学生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六·三”惨案,愤怒声讨王占元捕杀学生的滔天罪行。
  毛泽东根据《湘江评论》的主旨和任务,撰写了长篇论文《民众的大联合》,又写出了国际、国内大事述评各种杂感30多篇。这些文章热情地歌颂了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无情地批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号召民众联合起来进行改革和斗争,宣传解放决思想,冲破迷信和传统的束缚。他在第3期上发表的《不信科学便死》一文中写道:
  “两星期前,长沙城里的大雷电触死了数人。岳麓山的老树下一个屋子里面,也被电触死了数人。城里街衢污秽,电气独多,应建高塔,设避雷针数处。老树电多,不宜在它的下面筑屋。这点科学常识,谁也应该晓得。长沙城里的警察,长沙城里30余万的居民,没一人有闲工夫注意它。有些人还说是‘五百蛮雷,上天降罚’。死了还不知死因。可怜!”
  在这一系列文章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在1919年7月21日开始在第2、3、4期上连载的《民众的大联合》。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一部分一开头就写道:
  “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他在文章中热情地讴歌了俄国的十月革命,他写道:
  “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10万,忽然将鹫旗易成了红旗,就可以晓得这中间有很深的道理了。”
  毛泽东还在文章中介绍了伟大的导师马克思,他写道:
  “联合以后,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同他拼命的捣蛋。这一派的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做马克思。”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了“民众的大联合,以民众的小联合为始基”,他还在结尾部分写道:
  “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是无论何人都有份的事,就应联合各种各色的人,组成一个大联合。”
  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的第三部分写道:
  “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他在文章的最后,满怀信心的写道:
  “种种方面都要解放了,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怪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诸君!诸君!我们总要努力!我们总要拚命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光荣灿烂的世界,就在面前!”
  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受到了各方面广泛的好评。李大钊称赞说:“《湘江评论》第2、3、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文章,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的意外的欢喜。”他还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题为《大联合》的短论,赞扬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大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众大联合的基础。”
  毛泽东通过《湘江评论》号召人们打破迷信,解放思想,要敢想、敢说、敢作、敢为。湖南军阀张敬尧非常憎恨革命,他极力污蔑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说什么布尔什维克党是“过激党”。社会上一些盲目追随反动派的人们,看到《湘江评论》上的文章后,也跟着张敬尧吠声吠影,他们四处叫喊着:
  “湖南不得了,过激党也。”
  毛泽东对此在《研究过激党》的杂评中警告说:
  “过激党这么利害!各位也要研究研究,到底是什么东西?切不可闭着眼睛,只管瞎说,‘等于洪水猛兽’‘抵制’‘拒绝’等等的空话。”不然,一旦“过激党布齐全国,相惊而走,已没得走处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泽东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帝国主义。他抨击的矛头所向,首先是巴黎和会中的分赃活动。毛泽东写下了一篇篇匕首般的杂文,指斥帝国主义的分赃活动:
  “我以为直是不要脸!”
  毛泽东还告诫人们,不以为签订了“和约”,就彻底解决了帝国义之间的矛盾,新的战争仍将发生。毛泽东警告那些“高傲阔步的伟人先生们”:“不能旰食的日子快要到哩!”“总有一天会要头疼!”
  他嘲笑法国首相克里孟梭是无知的老头子,“还抱着那灰黄色的厚册,以为签了字在上面,就可当作阿尔卑斯山一样的稳固,可怜得很啊!”
  毛泽东在《高兴和沉痛》一文中,辩证地分析总结了近代欧洲历史的重大事件,他说:
  “我们执因果而看历史,高兴和沉痛,常相关系,不可分开。一方的高兴到了极点,一方的沉痛也必到极点。”
  “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
  历史的发展果然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一伟大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法西斯的铁蹄无情地践踏了法兰西。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毛泽东泼辣而又酣畅的文字,不禁令广大读者感到痛快淋漓。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所表述的主要思想,说明他正在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尽管他曾主张平民主义,地强权要用群众联合的方法,做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无血革命”。
  《湘江评论》同当时全国众多的刊物相比,思想性和战斗性都位于最强之列,并且,文风新颖,通俗易懂,气势恢宏,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成为当时广大青年和爱国进步人士争相传阅的报纸。
  创刊号两千份当天全部销完,后来又重新印了两千份,仍不能满足需要,从第二期起即改印五千份。正在当时的湖南其印刷量是很大的。
  毛泽东主编《湘江评论》取得了成功,同时,也引起了统治者的仇恨和守旧派的反对,他们把《湘江评论》说成是“怪人怪论”、“无稽之谈”、“异邦邪说”、“大逆不道”。以张敬尧为首的军阀统治集团,更是把它视为眼中钉,千方百计地摧毁它。
  1919年8月中旬,由于湖南省学生联合会领导长沙群众举行焚烧日货,张敬尧的军警包围了省学生联合会,胁迫学联会长彭瑛停止反日爱国运动,张贴布告,解散学联,并查封了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第五号刚刚印出,还未来得及发行,就被张敬尧的军警没收了
  这正是:五四湘潮卷长沙,真理在我六不怕。
      首倡革命大联合,笔锋恣肆扫天下。
  欲知毛泽东如何继续斗争,请看下章分解。
  东方翁曰:我观毛公大文,非如椽之笔不能为此也!可以说没有他那10年的苦读,出不了这等文采,没有他的第一次北京之行,难得有如此的政见,正所谓厚积薄发者是也。如此大文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读来,也不免使人心旌摇动!检索20世纪的那些文章大家,除了鲁迅等极少数人之外,还真是少有其匹者也!
  毛泽东在《高兴和沉痛》一文中,又有一个惊人的预言,他说:“克里孟梭高兴之极,即德国人沉痛之极。包管十年二十年后,你们法国人,又有一番大大的头痛,愿你们记取此言。”果不其然,20年后希特勒法西斯的铁蹄真的践踏了法兰西。正如他所预料的中日关系之结果一样,岂不是神乎其神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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