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3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3章 “世界上共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

  话说毛泽东主办的《湘江评论》虽然只出了五期,但它以远见卓识的内容、热情奔放的革命激情和彻底无畏的战斗风格,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有人说它是湘江的怒吼,有人说它是湖南人民的声音。上海出版的《湖南》月刊评价它说:
  “著论选材,欲知世界趋势及湘中曙光者,不可不阅。”
  北京《晨报》说它是“内容完备”,“魅力非常足”。
  成都出版的《星期日》转载过《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的全文,上海的刊物上也介绍过这篇文章的重大意义。
  杨开慧从《每周评论》载文中,得悉毛泽东是《湘江评论》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心情也十分激动。
  《湘江评论》影响非常深远,许多青年学生是从阅读它才开始觉悟,走向了革命的道路。著名工人运动领袖郭亮就是从反动派查抄的禁书中,偷看了《湘江评论》,从家里来到长沙,找到毛泽东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萧劲光在后来悼念任弼时的一篇文章中说:任弼时在长沙读书的时候,正是五四运动波及全国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在湖南领导和开展了广泛的革命活动。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传播了巨大的革命影响。我们正是在这个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觉悟的。
  毛泽东为办好这个《湘江评论》这个刊物,可谓是全力以赴,呕心沥血。据周世钊回忆说:
  “《湘江评论》每期绝大部分的文章都是毛泽东同志自己写的。刊物在将要出版的前几天,预约的稿子常常不能收齐,毛泽东同志只好自己动笔连夜赶写。
  他在白天事情很多,来找他谈问题的人也是此去彼来,所以他写稿子经常是在夜晚才动手。他不避暑气的熏蒸,不顾蚊子的叮扰,挥汗疾书,夜半还不得休息。
  他在修业小学住的一间小楼房和我住的房子只隔一层木板。我深夜睡醒时,从壁缝中看见他的房里灯光荧荧,知道他还在那儿赶写明天就要付印的稿子。我劝他晚上早点休息,他又总以约稿未齐、出版期迫、不得不多写几篇、少睡几点钟没有关系来回答。文章写好了,他又要自己编辑、自己排版、自己校对,有时还自己到街上去卖。
  这时他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余剩。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账、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布长衣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朋友想借钱给他添置点必要的衣物,都被他谢绝。”
  《湘江评论》是每周一期,四开一张,增刊八开一张,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世界杂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新文艺”等栏目。从创刊到被封闭,一共出版了5期和1期“临时增刊”。
  据统计,除了至今尚未找到的第5期以外,《湘江评论》共载有长短文章83篇,其中有56篇是新民学会会员们所撰写的。这些撰稿的会员有毛泽东、萧子璋、蒋竹如、陈书农、萧子升、陈子博等,而毛泽东写的最多,共有40余篇。
  再说省学联被解散、《湘江评论》被查封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同留守在长沙的学联骨干分子在何叔衡的住处开会,大家决定联合学生,宣传张敬尧的暴行,并积极准备驱逐张敬尧出湖南。
  此时,湖南人民对张敬尧的残暴统治愤恨至极,有一首流传甚广的民歌歌词说:
  “堂堂乎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社会各界一致认为:“张毒不除,湖南无望。”
  《湘江评论》虽然被查封了,毛泽东还和学联其他负责人在岳麓山湖南大学筹备处,谋划通过其它渠道,继续宣传新思想。
  此时,各学校学生会的周刊,如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女子中学的《女界钟》、修业小学的《小学生》等刊物,仍在继续出版。为了更好地统一步伐,毛泽东倡议和领导成立了“学生周刊联合会”,各周刊派一名代表参加,每周开会一次,研究协商宣传的内容。
  毛泽东这一时期的斗争,基本上是立足于湖南,但他同时也时刻关注着全国。
  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由此,他反对共产主义的思想初露端倪,从而挑起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间的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8月17日,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批驳了胡适的观点。李大钊在文章中说,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李大钊还旗帜鲜明地提出,要用“布尔什维主义”作为思想武器,以求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
  对政治问题特别敏感的毛泽东,也立即加入了这一争论。9月1日,毛泽东在长沙发起成立“问题研究会”,并向全国各有关团体和个人发出他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
  邓中夏收到毛泽东寄给他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后,将这个章程全文发表在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并附发了启事:
  “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毛泽东发出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共分12条。他在第1条中开宗明义地写道:“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应当“先从研究入手”。
  毛泽东在第2条中列出了需要研究的大小问题有144个,其中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方面的诸多实际问题。
  毛泽东在第3条中提出:“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
  其它诸如第5条规定:“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第6条提出:“问题之研究,注重有关现代人生者。然后未来而可以预测之问题,亦注重之问题”。
  从这个章程看,此时的毛泽东既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但是,毛泽东明显地不同意胡适所主张的不要主义指导的一个个问题孤立地研究,而赞同李大钊提出的问题和主义分不开的观点。他自己的主要观点是要研究问题,必须先研究主义,必须以主义为指导,必须与实地调查相结合。
  再说1919年9月初,毛泽东应湘雅医学专门学校学生会和《新湖南》周刊主编龙伯坚的邀请,担任了他们学生会主办的《新湖南》周刊的总编辑。
  毛泽东从《新湖南》第七期接手总编后,发扬《湘江评论》的战斗精神,在第7期“刷新宣言”中,提出周刊的宗旨是:
  “一、批评社会。二、改造思想。三、介绍学术。四、讨论问题。”
  毛泽东还在宣言中写道:
  “第7号以后的本报,同人尽其力之所能,本着这4个宗旨去做;‘成败利钝’自然非我们所顾。就是一切势力Authoritv也更非我们所顾。因为,我们的信条是:‘什么都可以牺牲,惟宗旨绝对不能牺牲!”
  9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召集原省学联骨干再一次酝酿驱逐张敬尧的问题。他在这次会议上就驱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行动作了详尽的分析,他说现在北洋军阀内讧正是驱张的大好时机,湖南学生要做驱张运动的主力。
  毛泽东当场布置了如下任务:
  一、尽可能策动教职员和新闻界人士支援学生的驱张运动;
  二、指派学联会长彭璜及商专代表李凤池等人去上海,作反张的宣传,并联络省外的驱张力量共同行动;
  三、积极恢复学联,作好由爱国运动转入驱张运动的准备。
  1919年10月初,正当毛泽东在长沙忙于发动驱张运动的时候,他接到了弟弟毛泽民寄来的母亲病危的特急信。
  毛泽东心急如焚,急忙安排好工作,带着在长沙跟着他读书的小弟弟毛泽覃,昼夜兼程奔回韶山。然而,毛泽东还是回来晚了。当他赶到上屋场时,母亲已入棺两天了。二弟弟毛泽民告诉他说:母亲还是因患淋巴腺炎不幸逝世的。53岁的母亲在10月5日临终前,还呼唤着他们弟兄们的名字。
  毛泽东心如刀绞,泪如泉涌。那几天,他对着暗淡的油灯,一直守在灵前。回忆着慈母的件件往事,对母亲的思念和缅怀一直萦绕在心中。
  10月8日,毛泽东在悲痛中席地而坐,对着孤灯,写出了一篇如泣如诉的《祭母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逝。寿五十三,生有七子。
    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二男。
    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
    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
    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
    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
    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
    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
    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
    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
    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
    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
    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
    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
    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
    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亲友至爱。
    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其规。
    总兹所述,盛德所辉。必秉悃忱,则效不违。
    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
    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则虽隳,灵则万古。
    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
    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挚大端,置其粗浅。
    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
                尚飨。
  毛泽东写罢,又作泣母灵联两副,其一是:
    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其二是:
    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后来,协助毛泽东办理丧事的表兄文运昌、堂兄毛宇居分别将毛泽东的《祭母文》和挽联抄录珍藏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将抄本作为文物献给了政府。
  再说此时的毛泽东因驱张运动正处于发动的关键时刻,他在家仅仅等到母亲过了“头七”,就忍着悲哀,噙着泪水,与小弟弟毛泽覃一起回到了长沙。
  不久,毛泽东在给他的同学好友邹蕴真写信时,又高度地赞扬了母亲的高贵品德。他说:
  “世界上共有3种人:损人利己的人;利己而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正是这第3种损己而利人的人。
  10月间,毛泽东把正在生病的父亲毛顺生和堂伯父毛福生接到长沙休养。在此期间,毛泽东特地和父亲、堂伯父、小弟泽覃一起到照相馆合影留念。
  10月22日,毛泽东同湖南教育界1272人,联合署名发出一个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湖南的教育事业。
  1919年11月,向警予、蔡畅等在长沙发起了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出“实行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工读神圣!”的口号。
  毛泽东积极支持女子赴法勤工俭学活动,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向警予的一封信中说:
  “湘省女子教育绝少进步,男子教育亦然,希望你能引大批女同志出外,多引一人,即多救一人。”
  11月8日至10日,湖南《大公报》在“要闻”前最显著位置,刊登出:“本报特别启事”、“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布。”
  自此,毛泽东又利用《大公报》、《女界钟》等报刊发表文章,继续揭露张敬尧的反动统治,抨击封建迷信和腐败的社会制度,宣传革命思想。
  11月16日。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原省学联的骨干分子重建学联。成立大会发表了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控制的湖南政府是:
  “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转,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菅民命,蹂躏民权。置人民于无何有之乡,唯一己之骄奢是纵,长此以往,后患何堪!”
  省学联重新恢复以后,为了对抗张敬尧的压力,继续坚持反日爱国运动,抵制日货,照旧没收奸商的大批日货。
  任弼时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他在1918年考入长沙长郡中学。在这次斗争中,经受了斗争实践的锻炼。
  11月16日至28日。毛泽东就长沙城内新娘子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向封建礼教发起了一轮猛烈地攻击。他在长沙《大公报》上先后发表了《对赵女士自杀的批评》、《“社会万恶”与赵女士》、《赵女士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等9篇论述婚姻、家庭的压迫和旧社会的罪恶的论文和杂感。他还在《女界钟》周刊讨论赵女士自杀问题的特刊上,发表了《女子自立问题》一文。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文章,集中抨击了中国的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他写道:
  “不自由,毋宁死。雪一般的刀上面,染红了怪红的鲜血。柑子园尘秽街中被血洒满,顿化成了庄严的天衢。赵女士的人格也随之涌现出来,顿然光焰万丈。”
  毛泽东激励人们向黑暗的封建社会猛烈冲击,他在文章中激愤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反诘:
  “你在哪里看见有男子贞节牌坊吗?”
  毛泽东自此始,终生都坚持反对在任何条件下自杀的思想,他说:“与其自杀而死,毋宁奋斗被杀而死。”
  11月26日,新民学会41名会员在长沙集会合影留念,第1排6人是女学生,第2排中间有几名教师,毛泽东站在第4排,穿一身朴素长衫,剃一个游泳头,两眼炯炯有神。
  11月下旬,省学联召开代表会议,决定于12月2日联合各界在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
  也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毛泽东主编的《新湖南》继《湘江评论》之后,对反动军阀张敬尧的虐政进行了猛烈地抨击,因此,《新湖南》刚刚出到第11号,就又被张敬尧查封了。
  11月25日,北京《晨报》在《长沙特约通讯》中,对刷新的《新湖南》评价是“内容极为完备,并且为《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
  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一号发表《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其中摘登了毛泽东为《新湖南》所写的“刷新宣言”的主要内容。《长沙社会面面观》一文还写道:
  “《新湖南》周刊的内容,自从第7号已与以前大不相同,请列公看他第7号刷新的刷新的宣言就知道的。”
  “再看它第7期的内容如何?其中精彩真是不少。最重要的如《社会主义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是什么?》,洋洋数千言,说得很透。又有评中国假冒新招牌的《新中国》杂志及哭《每周评论》、‘工读问题’等,都是很好的。”
  12月2日,长沙工人、学生、教职员、店员约万余人,高举“民众联合”、“抵制日货”、“打倒奸商”的旗帜,如期在教育会坪举行了第二次焚毁日货示威大会。
  张敬尧为了向日本人献媚,令其身为参谋长的四弟——号称“四帅”的张敬汤、义子张继忠骑马率领1营士兵和1连大刀队前往教育会坪镇压。
  正当学联负责人和各校代表讲演焚烧日货的意义时,张敬汤率领人马冲进了会场。此时,张继忠指挥着人马把守着会场,张敬汤便开始向学生们训话,他高声说道:
  “你们没有教育经费,张督军拿出钱来办学堂,让你们念书,你们不晓得感恩,反而来瞎胡闹。你们聚众游街,沿途抢劫。你们有书念了,为什么还要到外面来瞎胡闹呢?为什么要来当土匪抢人家货物,扰乱秩序?放火抢东西,就是土匪;男学生是男土匪,女学生是女土匪。对土匪还要讲理么?”
  张敬汤说罢,对着张继忠叫道:
  “打啦,办啦,这就是道理。”
  张敬汤一声令下,几百个士兵蜂拥而上,用刺刀对着学生的胸膛,驱散群众。他还叫兵士把在台子上演讲的人拖下来,“批颊辱骂,并强令下跪谢罪。”殴打学生和群众“至伤十余人”。最后又搬走了群众们准备焚毁的日货。
  “12·2”焚毁日货不但没有成功,学生和群众们反而受到了张敬尧弟兄的如此侮辱,长沙人民被激怒了。当天晚上,毛泽东约集学联负责人和一些学生代表开会,毛泽东在会议上说:
  “张敬尧已经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次压迫爱国运动,更是引火自焚。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张敬尧从湖南赶出去,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3000万人的生命。”
  12月3日下午,毛泽东、蒋竹如、周世钊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和省学联骨干,聚集在白沙井枫树亭原一师校长易培基家里开会,研究形势,商讨对策。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分析了形势,他说:
  “湖南人民对张敬尧恨之入骨,青年学生及教育界人士已经忍无可忍了,驱逐张敬尧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张敬尧劣迹昭著,驱逐他还可以得到全国舆论的支持。直、皖两系军阀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驱张有矛盾可以利用。
  本来直系军阀吴佩孚在进攻湖南时,颇有功劳,结果湖南省省长兼督军的宝座,却落到了皖系中张敬尧的手中。而吴佩孚的部队却只能驻在衡阳,冯玉祥的16混成旅只能驻在常德。冯玉祥一直标榜民主政治,要树爱民新风,他对张敬尧在湖南的统治极为不满。
  张敬尧这次镇压反日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因而,当前是驱张的大好时机。平时大家都赞成爱国,都赞成改造社会,现在是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
  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决定:立即开展驱张运动,动员和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继续游行演说。
  12月4日,新民学会成员又在楚恰学校召开长沙市各校师生代表紧急会议,会议由新民学会执行委员长何叔衡主持。何叔衡根据和毛泽东事先商量好的意见,说明了驱逐张敬尧的意义和策略,提出了“张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教师一日不受聘”的口号。
  这次会议还决定组织驱张代表团,分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郴州、广州等地,扩大驱张宣传,争取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一场大规模的驱张运动,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终于发动起来了。
  12月6日,第一师范、商专、楚恰、周南等学校率先罢课;不到一个星期,长沙全部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都宣布罢课,73所学校的1200多名教职员也宣布总罢教。省学联代表长沙13000名学生向全国发出战斗誓言:
  “张敬尧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回校。”
  12月上旬,在长沙各校罢课的同时,各路代表团也分路出发了。何叔衡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衡阳,彭璜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上海,毛泽东则率领一个100多人的代表团前往北京。李振翩作为湘雅医学院的学生代表,跟随毛泽东进京。
  这正是:张毒祸湘似豺狼,批颊罚跪太荒唐。
      自古可杀不可辱,学人一怒要驱张。
  欲知毛泽东到北京如何作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是最敬爱他的母亲的,他那如泣如诉的祭母文和祭母联以及世上有3种人之说,可以说是对母亲最好的报答与纪念。大孝不顾家者如毛泽东,堪为世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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