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4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4章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

  话说毛泽东率领赴京驱张代表团在汉口停留了10天左右,他就住在恽代英处,两位战友一见如故,抵掌夜谈。恽代英告诉毛泽东说,他和武昌进步青年正在筹办一个传播新思想、宗旨为“利群助人,服务群众”的利群书社。
  毛泽东对恽代英的计划十分赞赏,连声称好。他和恽代英就利群书社创办后如何发行进步书刊,如何广泛联系工人群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恽代英也对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十分关注和支持。毛泽东将《驱张宣言》交给恽代英,请他代为宣传。恽代英马上连夜交给互助社的成员们,让他们广为散发,联络湖北学生支持驱张运动。
  恽代英还积极组织武汉进步青年,召开声援湖南驱张运动大会;他又派人协助毛泽东率领的驱张运动代表团,一举查获存放在武昌鲇鱼套车站内、由反动军阀张宗昌私下为张敬尧偷运的鸦片种子,并将这一消息公之于众,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张敬尧的丑恶嘴脸。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一家旅馆的门口遇见了一个衣衫单薄形状十分狼狈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就是年仅17岁的许志行。毛泽东十分同情他,就询问他的情况,可两人彼此间的语言都不大听得懂,他们只好用笔交谈起来。
  原来,许志行本姓潘,1902年5月21日出生于江苏省吴县润庭东山北望村,7岁时,随父母迁居浙江海宁袁花镇;11岁那年,因家境破落入赘于许家,改名为许志行。此时他高小还没有毕业,家人就把他送到嘉兴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为他不愿做奴隶式的学徒,经常反抗老板的压迫,不到两年就被赶了出去。家人又将他送到上海闵行一家酱园里当学徒,因不堪忍受老板的打骂,不久就逃回了家中。隔了年余,家里又把他送到长沙一个亲友家里,托人介绍在一个五金玻璃店里当学徒。这年正值五四运动爆发,许志行受到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更加不愿做奴隶式的学徒了,他一心想继续求学。因此他进店不到3天,就偷偷地跑了出来,身上没有一个钱,只好沿着长沙到武昌的铁路线徒步到了汉口。
  毛泽东非常同情许志行的遭遇,就劝慰他说:
  “想读书是好事,但是年纪轻轻流落在外是不好的。”
  他还表示愿意帮助许志行回到浙江去,可许志行却说:
  “我是不能回家了,先生最好能帮助我介绍一个自谋生计的工作。”
  毛泽东说:
  “我自己在这里也是过路客,就要上北京去,没有熟人可以介绍工作。”
  他还劝许志行暂时忍耐,回家安心等一些时间,等他到北京办完事回湖南之后,一定设法帮助他出来继续求学。
  许志行觉得毛泽东很是恳切,就听从了他的劝告,把家里的地址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在赴京途中,虽然紧张繁忙而疲劳,但临战前的他依然有些亢奋。在离开汉口前夜晚,他面对着良宵夜月,激情满怀。雄鸡停止了啼叫,东方露出了曙光,夜宿的征人告别了朋友,又该上路了,他挥笔写出了一首《归国谣》: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
    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泻。
    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
  1919年12月中旬,毛泽东带上回家的许志行,率领驱张请愿团,从汉口绕道上海,准备为赴法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向警予、蔡畅、葛健豪、张昆弟等人送行。
  在这一支赴法勤工俭学的队伍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年龄最大的是已经55岁的蔡和森母亲葛健豪老人,其次是已经43岁的徐特立先生。在他们一行离开长沙前,湖南《大公报》的记者专门发了一则报道,报道说,在赴法留学的人员中,“我最佩服的还有两位。一是徐君懋恂,一位是蔡君和森的母亲,都是四五十岁年纪的人,还远远的到法国去做工。”
  这一支赴法队伍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以向警予、蔡畅、葛健豪为代表的湖南先进女性,终于冲破了封建思想的束缚,投身到赴法勤工俭学的运动中来了。
  葛健豪老人后来在1923年归国,1925年在长沙创办平民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而毛泽东的同窗好友张昆弟则是在1921年12月底就回了国。1922年春,张昆弟在北京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被李大钊派往正太路任特派员。从此,他成为中国工人运动的重要领导人。1925年9月18日,张昆弟在河南省总工会的成立大会上,被选为省总工会委员长。大革命失败后,张昆弟转移到天津,任北方局和顺直省工委书记。1931年5月,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湘鄂区苏区,任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秋,在肃反中被诬陷为“反革命”,被秘密杀害于洪湖县瞿家湾。时年38岁。此是后话,笔者仅在此做一交代。
  且说毛泽东率领代表团到达上海后,住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他得知蔡和森一行赴法的启程时间推迟了,因自己有急务在身,不能在上海久待,所以只好给许志行买了一张回浙江的火车票,尔后率领代表团离开上海,先去北京领导驱张运动。
  12月18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到达北京,他们在车站受到了邓中夏和正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新民学会会员罗章龙等10余人的热烈迎接。毛泽东一行人被安排在北长安街99号一个叫福佑寺的大喇嘛庙里。
  毛泽东马上去看望了李大钊先生,李大钊非常高兴地接待了他。毛泽东向李大钊介绍了离别以后,他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情况,《湘江评论》的开办和湖南正在进行的驱张运动的情况。李大钊告诉他说,现在正在筹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他还向毛泽东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等。
  12月19日,毛泽东和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罗教铎、杨树达、朱剑帆、罗宗翰等人,立即商谈草拟准备递交总统的联名呈文,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等种种罪行。他们在呈文中写道:
  “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国强,而国强根基莫要于教育”。
  这份呈文历数张敬尧十大罪状:
  一是连年以来,纵兵殃民,烧毁房屋,劫掠财物,强奸妇女,杀人如麻,造成人民流离转徙,死不能葬,生无可归,以致农不得耕,商不得市。
  二是操纵银行,变相搜刮,致使湘民往日之现金,既悉被吸收,所藏之纸币,又尽遭废撤,金融枯塞,无以为生。
  三是盗押厂矿,勾结日美拍卖纱厂,买断湖田,致使公私破产,恢复无期。
  四是破坏烟禁,勒民种烟,致使烟害无穷。
  五是扣减教育经费,摧残教育,驻兵各校,侵占房屋,毁损仪器,致学生无校可入,无学可求。
  六是军队犯罪,以无辜湘民抵戳,并暗杀公民,身蹈刑律。
  七是查禁报刊舆论,致使言论自由,扫地以尽。
  八是破坏盐法,目无中央,擅运私盐,乱收盐税,致使盐价骤涨,小民食淡。
  九是勒索城乡绅民银两,勒捐军米民粮,加收田赋,坐收厚赃。
  十是伪造选民改选省议会,伪造民意,破坏团体,供一己利用。
  呈文最后提出:“张督祸湘,罪大恶极。湘民痛苦,火热水深。张督一日不去湘,湘民一日无所托命。”因此,强烈恳求“以张敬尧摧残教育,迫恳撤惩,以全教育而纾民害。”
  毛泽东虽然公务繁忙,但他还时时惦记着恩师杨怀中先生。他在草拟完呈文后,马上去看望恩师,一到杨宅才知道杨怀中先生病倒了,因为他的病情严重,不得不住进了北京德国医院。他急匆匆地赶到医院病房,见到杨怀中先生明显地消瘦了许多,只是精神尚好。杨怀中见毛泽东来了北京,他那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杨开慧告诉毛泽东说:她日夜守候在父亲的病榻之侧,服侍汤药,悉心照料。她还为父亲读书读报,每期《新青年》是必读之物,自己也从中也汲取了许多新思想、新道德。
  此时的杨开慧已经出落成一位身材苗条的少女,她圆脸庞,皮肤白皙,愈发漂亮了。他们这一对恋人在分别大半年之后,重逢在北京,其中的情愫,难以用语言来表达,压抑在两人心头的爱情火花,一下子迸发了出来。此后,毛泽东有时就住在杨家。
  有一天,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去福佑寺看望毛泽东,杨开慧发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白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向振熙眼见到女儿如此关心体贴毛泽东,便把这一细节看作他们二人“定情”的标志。她一回到医院,就高兴地告诉杨怀中说:
  “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补过衣服呢。”
  深受病魔折磨的杨怀中先生,闻听此言,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12月21日,在邓中夏,罗章龙等朋友的鼓动下,北京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了慰劳湖南教育代表团大会。
  12月22日,为了揭露张敬尧的罪恶和宣传驱张运动,毛泽东同张百龄等人在福佑寺内组织了平民通讯社,毛泽东任社长。
  从这一天起,平民通讯社发稿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地各报,把张敬尧的罪恶和各地驱张运动的消息,加以传布。自此,毛泽东在北京主持的驱张运动,成为湖南驱张运动的一个大本营。
  据有关回忆说:平民通讯社社址由福佑寺的旁门出入,毛泽东在这里的工作条件很艰苦,他睡在没有供暖的正殿里,阅读和写作的办公桌,是用一张长条香案代替。这里也是毛泽东曾经自豪地称为“平民通讯社”的印刷车间。白天他四处奔走,晚上就在这里编写稿件,每日发出稿件一百五十余件。这些通讯社的文稿,他都要过目,有些重要文稿如各界向政府的请愿书等等,则是由他自己来撰写。
  后来,驻衡阳、上海等地的驱张代表团主办的《湘潮》、《天问》周刊相继出版,平民通讯社还直接向《天问》周刊发送了大量稿件,毛泽东也为它撰写了不少文章。
  毛泽东忙完了一天的工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眼前往往闪现出在汉口时遇见的许志行的那双期盼的眼神。于是他提笔给许志行写了一封信,安慰鼓励许志行一番,还把新出版的宣传新文化的小册子,整理了一下,连同信一起寄给浙江的许志行。
  12月23日,毛泽东率领湖南教育代表团的代表,将呈文递交总统徐世昌及国务院教育部。
  第二天,代表团又派代表12人,求见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徐世昌、靳云鹏皆托词不见,仅派一教育次长出面敷衍。
  再说邓中夏和罗章龙二人住在曦园,毛泽东每隔三五天,都要到曦园去和邓中夏、罗章龙会面,他们一谈就是大半夜。
  罗章龙还告诉毛泽东说:在1919年10月16日,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仪式,毛泽东、罗章龙等32人获得了听讲半年的证书,谭平山、杨亮功等23人获得了听讲一年的证书,会长蔡元培还在期满仪式上发表了演讲。
  这时的北京,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政治空气十分活跃,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更加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也日趋广泛。
  原来在1919年7月25日,俄国苏维埃政府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政府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个宣言还说:“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独自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请中国人民了解,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唯一的同盟者和兄弟是俄国工人、农民及其红军”。
  俄国苏维埃政府的这个宣言突破了此时中国反动政府的严密封锁,终于公布出来了。各界人士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全国31个社会团体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感谢电。
  因此在这一时期,报纸杂志上介绍俄国革命和宣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日益增多了,有些进步报刊还摘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部分章节,发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简要传记。与此同时,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相继成立,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形成了一个热潮。毛泽东在这样的形势下来到北京,使他有了更多的机会去进一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为了广泛宣传驱张运动,他和代表团的成员们在京奔走呼号,联络湖南在京的学生、议员、名流学者和绅士。
  12月28日,毛泽东出席了代表团在前门外湖南会馆召开的同乡会,参加的有学生、工界、教育界、新闻界、女界、议员、绅届、政界等1000多人。
  代表团成员及其他人士在同乡会上,控诉了张敬尧的罪行,报告了驱张的形势,表示了驱张的决心。
  北京《晨报》记者详细地报道了这个同乡会,他写道:
  “湖南来京请愿的代表刘敏君,报告张敬尧督湘以来摧残教育之实状。次由女代表李思安女士,列举张敬尧蹂躏湖南之罪恶,声泪俱下,在座之人,无不愤懑填膺,怒形于色。
  李思安女士说:
  “以世界列国论起来,中国的地位为最弱。以中国各省论起来,湖南的地位为最苦。南北战争所受的残酷还不算,还要受张敬尧的摧残。我们湖南人,真正是该当蹂躏呀!该当受罪呀!该当死呀!想到此等情形,痛恨无地。恨不得马上死了才好,免得再到湖南去,受那种惨无人道的活罪哩!”
  大会请在场的湘籍议员,签字担保驱张。与会者群情激愤,议员们见大门紧闭,“会场不准先出,在场之议员见无可脱,乃书:‘担任驱逐张敬尧完全责任,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湘民’云云。”
  大会议决了通电,在全国宣布张敬尧罪状,并由国民公判等5项决议。还决定设旅京湖南各界委员会,做为驱张机关,推定委员会委员20余人。
  12月31日,毛泽东同彭璜、张百龄等14人,以湖南旅京公民的名义,就张敬尧违禁运烟一事,上书国务院,揭露张敬尧到湘后大开烟禁,并劝民种烟。要求国务院:“速即呈明大总统,将湖南督军张敬尧明令罢职,提交法庭依律处办,以全国法而救湘民。”
  毛泽东在组织驱张活动的闲暇之时,阅读了许多介绍俄国情况的书刊,热心地搜寻和研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他还同正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李大钊、邓中夏等,密切联系,用心阅读他们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1920年1月4日下午,黎锦熙到北长安街后19号平民通讯社看望毛泽东,他在桌子上发现一本毛泽东研读的《共产党宣言》节选本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
  这时的毛泽东,较多地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对社会历史的发展有了比较正确的理解。
  1月8日,毛泽东与邓中夏和在京的湖南“辅仁学社”部分成员在陶然亭聚会,他们在慈悲庵前的大槐树下合影留念。
  1月间,毛泽东在北京由王光祈介绍加入了由李大钊、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毛泽东是这次到北京之后不久,就结识了王光祈。
  王光祈,字润玙,笔名若愚,1892年出生于四川省温江县。祖父是清末著名诗人,父亲早逝。家境衰落,生计日艰。1918年6月中国大学毕业后,先后任成都《群报》和《川报》驻京记者。他和李大钊、周太玄、曾琦在北京发起筹备少年中国学会,被推举为筹备处主任。1919年7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正式成立。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运动以后著名的社团,其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学会的信条是:“奋斗、实践、坚忍、俭朴。”
  后来成为共产党员的张闻天、邓中夏、恽代英、高君宇、赵世炎、黄日葵、田汉等,都曾是这个学会的会员。
  有一次,“少年中国学会”在愚生家中讨论“工读互助”的问题,大家几次谈到:穷学生去半工半读要采取何种办法?半天做工,半天读书,选择那种工作才合适?工读只能自修还是有可能进入学校学习?诸如此类的问题,议论甚多,不了了之。毛泽东不耐烦了,他忽然说:
  “不要老是坐而论道,要干就干。你们诸位就把换洗衣服拿出来,交与我去洗,1个铜子1件,无论大件小件,一样价钱,3天后交货拿钱。”
  大家闻言,无一人搭话。愚生的太太在旁边打趣说:
  “我才不交与你去洗咧!你们斯文男子,是洗不干净衣服的!”
  王光祈怕毛泽东难为情,就搭话说:
  “你明天就拿我的换洗衣服去试洗一下,看你洗得干净么?”
  毛泽东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第二天,他还真的将王光祈的衣服拿去洗了。
  毛泽东长期和这个学会保持联系。后来在1923年5月出版的《少年中国》杂志上,还有“收毛泽东第3年会费2元”的记载。
  1月中,杨怀中先生的病情愈发严重了。毛泽东赶到病房探望恩师。自知不久于人世的杨怀中先生,示意毛泽东坐在他的病榻边,他用颤抖的手从身上掏出一块怀表,递给毛泽东,说:
  “润之,这块表跟我多年,送给你,作个纪念吧。你和开慧的事,我全知道,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开慧年轻幼稚,你要多照顾她。”
  “老师、师母,请放心!”
  毛泽东强忍悲痛,站起身来,向恩师和师母深深地一鞠躬。
  杨怀中对毛泽东、蔡和森非常器重,他在临终前给好朋友、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方军政府议和代表章士钊写信说: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月17日,一代学人杨怀中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他的灵柩停放在北京香山法源寺。
  毛泽东以半子半婿的身份,与杨开智、杨开慧兄妹,还有蔡和森、陈绍休等同学一起在法源寺为杨怀中先生守灵。
  杨怀中的夫人向振熙致电在长沙的六弟向明卿,要他到北京帮助料理杨怀中的后事。向明卿接到电报后,怀着悲痛的心情,立即启程来到北京。向明卿在北京期间和毛泽东、蔡和森相识了。
  向明卿少年时聪颖好学,立志实业报国。毕业于湖南大学的前身湖南高等农业学堂水土工程系。向明卿为人正直厚道,好交游,热心教育。在长沙城逐渐同国民党中上层人士有所接触,对时局比较了解。
  1月18日,毛泽东同罗宗翰、彭璜等55人,为防止张敬尧侵吞湖南省的米盐公款,特向天津、上海、湖南、北京等地的知名人士和群众团体发出快邮代电,要求他们说:
  “在张贼未去湘乱未宁以前,只可暂归湘绅保管,不得变动。俟湘事平定后,再由全省民意公决用途”。
  1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毛泽东、陈绍休、彭璜等湖南各界公民代表,给北京政府总统、国务总理的呈文:《乡人控张敬尧十大罪》。
  1月22日,毛泽东同蔡元培、章士钊等29人,联名在《北大日刊》上发布杨怀中病逝的讣告。毛泽东与蔡元培、章士钊、黎锦熙、杨度、朱剑凡等8人发出了一则启事,启事说:
  敬启者,湖南杨怀中先生,于本年1月17日午前5时,病殁于北京德国医院。先生操行纯洁,笃志嗜学,同人等闻其逝世,相与悼惜。先生既无意于富贵利达,薪资所储,仅具薄田数亩,平日生计,仍恃修俸。殁后遗族,尚无以自存。同人等拟对其遗族,谋集资以裨生活,积有成数,或为储蓄,或营生产,裨其遗孤子女,略有所依恃。伏冀诸君子知交,慨加赙助,此则同人等所感盼者也。诸维亮察不尽。
    蔡元培、章士钊、朱剑帆、毛泽东、范源濂、杨 度、黎锦熙、熊崇煦 同启
  蔡元培还与马寅初、胡适、陶孟和4人另发了一启事,向北大师生征集赙赠。
  毛泽东此时可以说是祸不单行,恩师杨怀中先生刚刚病逝,又从湖南老家传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噩耗。
  1月23日,毛泽东的父亲因患急性伤寒病,在家乡也病逝了,享年仅49岁。他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后,并没有立即回家奔丧,因为此时的驱张运动已经到了节骨眼上,他只是把无限的悲痛和对父亲的哀悼,深深地埋在心里,继续留在北京。
  毛泽东的父亲病逝后,他那个即将瘫痪的家只能依靠大弟弟毛泽民去支撑了。
  再说1月25日,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参加了杨怀中先生的追悼会。上午8时许,北京大学校园的小礼堂里,哀乐阵阵。蔡元培校长胸缀白花、臂带黑纱,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走上灵坛,庄严宣布杨怀中先生追悼大会开始。
  身材修长、一派学者风度的青年毛泽东,毕恭毕敬地向挂在灵堂正中的杨怀中先生的遗像三鞠躬,庄重地展卷宣读了由蔡元培、范源濂、杨度、章士钊、黎锦熙、毛泽东等29人联合发布的《治丧词》。毛泽东以言辞悲切、声泪俱下的倾诉,追念这位令人无限钦敬和思念的伟大教育家、新民学会的精神导师。
  1月28日,毛泽东和湖南公民、教职员、学生3个代表团及部分北京学生,为要求撤惩张敬尧,向北京政府做最后一次请愿。
  上午12时,3个代表团成员及北京学生们分别从前门、后门、西华门,向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前进发,他们打着写有请愿内容的旗帜来到新华门。前面的3面大旗上分别写着:
  “请政府速即撤惩张敬尧”、“代表三千万湘民请愿”、“与张偕亡”。
  后面数十面旗帜上写着:
  “围焚株醴的张敬尧”、“勒种鸦片的张敬尧”等等。
  毛泽东是代表团中公民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以他为首的6人被推举为3个代表团的代表,声明非要见到靳云鹏求个说法不可。
  毛泽东一行在国务院没有见到靳云鹏,他们又愤而决定,到棉花胡同靳云鹏的私宅,“效秦廷之哭”。靳云鹏托词不出,由其副官长于化龙接见了毛泽东等人。6位代表痛陈张敬尧祸湘十大罪状,要求靳云鹏当众宣布解决办法。
  靳云鹏传出口信,诈称他将于“明日国务会议,将湖南问题提出”,在下星期四请代表们再到靳宅听候答复。
  1920年2月5日,毛泽东等6位代表,兴致勃勃依约前往靳云鹏的私宅去听候答复。他们一行人行至棉花胡同,却见那里早有大量兵警设了防,把街道和靳宅围了个严严实实,阻住了代表们的去路,无论毛泽东等人如何解释,也无法通行。这样以来,别说见靳云鹏的面就是连靳宅也别想进去了。毛泽东等人这才知道受了骗,上了靳云鹏的当了。
  此时毛泽东主持的驱张运动,严重的阻力不但来自北京政府方面,而且也来自于社会方面。在北京,与驱张运动相对抗的,是由一些反动官僚、绅士和所谓“社会名流”拼凑的“旅京湘事维持会”及“湖南旅京务界联合委员会”,这两个被张敬尧用金钱收买的保张团体,打出了拥护张敬尧的旗帜,千方百计地与驱张运动向抗衡。
  这正是:嫩姜没有老姜辣,古来官僚多奸猾。
      更有口蜜腹剑者,羊头狗肉谁识假?
  欲知驱张运动能否成功,请看下一章分解。
  东方翁曰:毛泽东路遇狼狈不堪言语不通的小青年许志行,以笔谈相交,仗义扶困。他一诺千金,终生实践。自此,毛泽东每每一有机遇,从未忘记他的这位小朋友,提携他,教育他,终于使他成为一个有益于教育事业的人才。能济天下者不以事小而不为,毛泽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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