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5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5章 “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

  话说杨怀中先生逝世后,给杨开慧一家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她们失去了支柱和经济来源,一家人只好准备搬回故乡板仓去了。蔡元培为了使杨怀中先生的灵柩沿途能够顺利通过,特意写了一份手札给北大文牍科,要求速办杨怀中的运柩护照。
  1920年2月初,杨开慧和母亲向振熙、哥哥杨开智、六舅向明卿等人扶柩南下,将杨怀中先生的遗体葬于长沙板仓。
  杨开慧在父亲生前好友、李淑一父亲李肖聃先生的关照下,进入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
  湘福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学生要读圣经、做祷告、唱赞美诗。校长是洋牧师的夫人,思想守旧。她觉得杨开慧这个从北京来的学生,头发太短,思想太新,就说杨开慧“男不男、女不女”,是“过激派”。那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过激派”往往是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贬称。杨开慧轻蔑的笑答:
  “剪短发,是我的自由。”
  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是这所教会学校的国文教员,他出面保护杨开慧。他向各方面解释说:
  “她父亲是湖南教育界的名流,是我的挚友。杨先生过世了。对她的后代,望教育界诸同人多加照顾。”
  李肖聃在长沙教育界颇有名望,他出来说话,教会学校自然也不好再难为她了。杨开慧在湘福女中学习中,她积极地向同学们宣传民主与科学,号召进步学生冲破礼教的樊篱,走进社会。她还采取各种办法,带头不参加“礼拜”,并向人们宣传说,宗教迷信是害人的精神鸦片。
  杨开慧把《新青年》、《湘江评论》送给同学们看,在校刊上发表文章,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她写的《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成了师生们议论的焦点。杨开慧的故事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在1920年2月19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午后,润之至,谈文化运动方法。”
  1920年初的时候,毛泽东领导的驱张运动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和阻力,看来一时不可能取得成功。毛泽东不得不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把一部分精力放在新民学会会员发展方面。
  此时毛泽东考虑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新民学会会员在国内的发展,一是对外发展。
  在对内发展问题上,毛泽东对王光祈在北大组织的工读互助团产生了很强烈的兴趣,他向王光祈详细了解工读互助团的情况,对他们这一实验极为关心,还亲自到北大参观和考察了工读互助团的活动。他受北大工读互助团的启发,自己也开始酝酿、筹备湖南“工读互助团”的办学初步计划。
  毛泽东把他这一计划告诉了胡适,想征求一下胡适的意见,他说: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办的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我们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
  胡适听了毛泽东的计划,建议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他说,这样的目的是要改变那种“瞧不起做工的人”传统思想,“打破一点轻视工人的心理”。
  胡适对毛泽东提出的“实行共产的生活”则表示反对,他说:
  “我并不希望用这种组织,来另外产生一种新生活新组织”,“我以为提倡工读主义的人,与其先替团员规定共产互助的章程,不如早点替他们计划怎样才可以做自修的学问的方法。”
  在此期间,毛泽东再度和陈独秀相逢,他们进行了亲切交谈。由于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过从甚密,所以与张国焘也逐渐相识了。他和陈独秀、王光祈、张国焘等人也商讨了工读互助的问题。
  1920年2月,毛泽东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对布尔什维主义有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此时,他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新民学会会员对外发展、出国勤工俭学到底是去法国好,还是到苏维埃俄国好。他在与李大钊商量这件事时说:
  “俄国是世界第一个文明国”,打算组织一个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我为这件事,脑子里装满了愉快和希望。”
  为此,他给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陶毅的信中,提出了他所思考的“大留学政策”的“同志的分配问题”,毛泽东在信中首先写道:
  改造社会的目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同志中认真研究的很少。因此,要多进行“共同的讨论”。“要这样共同的讨论,将来才有共同的研究(此指学问),共同的准备,共同的破坏,和共同的建设。要这样才有共同的效果可睹。‘浪战’是招致失败的,是最没效果的。共同讨论,共同进行,是‘联军’,是‘同盟军’,是可以操战胜攻取的左券的。”
  毛泽东接着写道:
  “原来在现在这样‘才难’的时候,人才最要讲究经济。不然,便重叠了,堆积了,废置了。有几位在巴黎的同志,发狠的扯人到巴黎去。多扯一般人到巴黎去是好事,但如果多扯同志去,就不免错了一些。我们的同志,应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除组织会员去法、德等国勤工俭学,还应该安排人去日本、南洋,“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应该堆积在一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去开辟一个方面。各方面的‘阵’,都要打开。各方面都应该有去打先锋的人。广为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会友张国基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萧子璋等10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谈到了北京大学和上海工读互助团的情况。
  原来在1920年2月,陈独秀、张国焘做为北京代表到上海出席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议。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彭璜和陈独秀等人与北京的王光祈相呼应,也在上海发起组织工读互助团。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
  今日到女子工读互助团,长沙稻田女子师范学校新来了4人,该团连前共8人,湖南占6人,其余一韩人一苏人,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失败了)。”
  毛泽东又写到了他自己的想法和计划:
  “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立一‘自由研究社’,或径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做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这桩事(留俄),我正和李大钊君等商量。”
  2月29日,王光祈赴上海,与陈独秀等人成立“上海工读互助团筹备会”,并通知了在北京的毛泽东。
  1920年3月5日,上海《申报》刊登了陈独秀和毛泽东、王光祈、张国焘等26人联名发出的《上海工读互助简章》、《上海工读互助募捐启》,重申了他们发起工读互助团的目的在于:使有新思想的男女“解除旧社会、旧家庭种种经济上、意志上的束缚,而另外产生一种新组织出来,以实行那半工半读、互相协助的生活。”
  后来,王光祈赴德国留学,改学音乐。1936年病死于德国波恩。
  3月10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下午,润之来,久谈解放与改造事。”
  3月12日,毛泽东将他所写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一文,寄给黎锦熙老师。他在此文中提出了一个驱逐张敬尧后的改良方案。在军政方面,毛泽东提出:1、废“督军”,设“军务督办”驻岳阳;2、军队以一师为最高额,分驻岳阳、常德、衡阳。
  毛泽东在信中写道:
  “弟于吾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本不明白。并且湖南是中国里面的一省,除非将来改变局势,地位变成美之‘州’或德之‘邦’,是不容易有独立创设的。又从中国现下全般局势而论,稍有觉悟的人,应该就从如先生所说的‘根本解决’下手,目前状况为善为恶,尽可置之不闻不问,听他们去自生自灭。这样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就使坐定一个‘可以办到’,论益处,是始终没有多大的数量的。——不过,这一回我们已经骑在老虎背上,连这一着‘次货’——在中国现状内实在是‘上货’——都不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
  3月14日,毛泽东在北京给周世钊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回信,他写道:
  “接张君文亮的信,惊悉兄的母亲病故,这是人生一个痛苦之关。像吾等长日在外未能略尽奉养之力的人,尤其发生‘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之痛!这一点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个样的!
  早前承你寄我一封长信。很对不住!我没有看完,便失掉了。但你信的大意,已大体明白。我想你现时在家,必正绸缪将来进行的计划,我很希望我的计划和你的计划能够完全一致,因此你我的行动也能够一致。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真能爱我,又真能于我有益的人,倘然你我的计划和行动能够一致,那便是很好的了。
  我现极愿将我的感想和你讨论,随便将它写在下面,有些也许是从前和你谈过的。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二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明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
  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较。
  老实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想从译本及时贤所作的报章杂志,将中外古今的学说刺取精华,使他们各构成一个明了的概念。有工夫能将所刺取的编成一本书,更好。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功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很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它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因此我于你所说的巴黎南洋北京各节,都不赞成,而大大赞成你‘在长沙’的那个主张。
  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所得收入,完全公共,多得的人,补助少得的人,以够消费为止。我想我们两人如果决行,何叔衡和邹泮清或者也会加入。这种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这组织里最要紧的是要成立一个‘学术谈话会’,每周至少要为学术的谈话两或三次。”“并在自修有成绩时,出一本杂志”
  “我不是绝对反对留学的人,而且是一个主张大留学政策的人。我觉得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好。”
  后来,毛泽东的这一计划果能成功否?容后再叙。
  3月17日,黎锦熙在日记中记载:“灯下,润之至,商湘事善后问题,话近代哲学派别。”
  且说3月25日,湖南公民代表、教职员代表、学生代表共45人,由毛泽东领衔,向全国发出快邮代电,声讨“保张团”——旅京湘事维持会。电文揭露旅京湘事维持会说:
  “受张多金,纠合三数私党,为骗钱计,不借卖乡媚敌。”“保张团”实为“卖乡党”。
  电文最后重申湖南人民“以驱张除奸为志”,号召人们“秉正义人道之心,共击卖乡保张之贼”。
  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邀集湖南代表在景山东街中老胡同商讨结束驱张活动问题。因为这时直系吴佩孚从湖南撤防北上,湘军湘人有联合驱张之势。
  会议决定,在北京的驱张代表,除留罗宗翰等少数人在京外,其他代表分别到武汉、上海、广东及回湘继续进行驱张活动。
  毛泽东决定到上海去,和彭璜率领的驱张代表团会合。另外由于萧子璋等新民学会会员即将从上海乘轮西渡,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还要去欢送他们。
  4月7日,毛泽东到八道湾周作人的寓所,拜访了这位中国新村运动的领导人。
  毛泽东变卖了自己过冬的大衣,做好了去上海的准备。
  关于毛泽东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他在十几年后对斯诺这样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1920年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独自一人前往上海。李振翩则回湖南湘雅医学院继续学习。
  毛泽东在去上海途中情形,他在1936年对斯诺是这样描述的:
  “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不知道到后怎样才能再向前走。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一位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弄到了一些钱,他借了10元给我,使我能够买一张到浦口的车票。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车,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看到了圣人幼年所住的小镇。在历史性的孔庙附近,那棵有名的树,相传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有名的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
  毛泽东还登临了东岳泰山;还看了孟子的出生地。
  而后毛泽东又到了梁山,这是《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毛泽东又坐火车到了徐州。在徐州,他流连于因《三国演义》而出名的地方。到南京后,毛泽东还环绕着古老的城墙漫步。毛泽东对斯诺说:
  “《三国》上有名的徐州城墙,历史上也有盛名的南京城墙,我都坏绕过一次。”
  1920年5月5日,毛泽东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和李思安等人先后来到了上海,他们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29号,以“湖南改造促进会”名义,同支持“驱张”斗争的人士进行联络。
  毛泽东仿照工读互助团的办法,和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几间房子,试验一种共产互助的生活,他们“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他们自己煮饭,轮流值班,吃的大都是油盐蚕豆拌大豆煮成的饭。生活十分清苦。
  毛泽东的主要工作是指导“驱张”刊物《天问》的编辑工作,他还兼任洗衣服和送报纸等工作。
  毛泽东处境艰难,他在一家洗衣店当伙计,为大班和富有的买办们洗烫衣服,并要亲自来回取送。每月的薪水是12块至15块,其中需要8块钱用于车费,因为,他要往来于洗衣店、私宅和旅店之间。洗衣店的艰辛,使毛泽东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所说的“无产者”这一概念的真正含义。
  这时,陈绍休、熊光楚、萧子璋、刘明俨、欧阳泽和张怀,也分别从北京、天津、长沙来到上海,候船赴法。
  新民学会会员魏壁、劳君展、周敦祥也从湖南来到上海,学习法语,准备赴法;加上已在上海的彭璜、李思安,共有12名会员在上海。
  毛泽东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筹集旅费,以同乡的名义向章士钊求援。
  此时的章士钊,正担任桂系军阀把持的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他得知湖南同乡前往法国留学,需要一些经费,立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两万元的巨款交给毛泽东。
  5月8日,由于陈绍林、劳君展等部分会员赴法启程日期临近,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半淞园为他们召开了送别会。
  这次送别会,实际上“完全变成了一个讨论会了”,而且“讨论很长”。会议主要讨论了新民学会的会务问题。
  “天晚,继之以灯。但各人还觉得有许多话没有说完。”
  会议确定“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为学会的态度。
  对此,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主张学会本身不多出面做事,而由会员个人向各个方面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
  毛泽东后来曾解释:
  “所谓“潜在”,并不是“不活动”,只是防止声闻过情。”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认为,今后介绍新会员入会,“务宜谨慎,否则不特于同人无益,即于新会友亦无益。”
  会议确定了吸收新会员的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
  会议还规定了新会员入会,必须办理如下手续:1、有会友5人做介绍;二、必须经过评议部审查认可;三、公函通告全体人员,以昭审慎。
  讨论会还提出,会友间缺少共同的研究,“主张此后凡遇会友3人以上,即组织学术座谈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习。”
  会议要求会员间“宜有真意;宜恳切;宜互相规过;勿漠视会友之过失与痛苦而不顾;宜虚心容纳别人的劝戒;宜努力求学。”
  会议决定委派毛泽东回湖南,任湖南勤工俭学运动的负责人。
  半淞园会议,是新民学会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后来将这些活动一一记入新民学会的会务报告中。
  第二天,毛泽东穿着自己在受雇的洗衣店里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和与会人员摄影留念。
  5月11日,陈绍林、劳君展、萧子璋等6人启程赴法,他们将半淞园会议的精神带往法国。毛泽东一直主张让女性参加这一运动,女性参加赴法勤工俭学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有位学生对毛泽东没有赴法表示遗憾,毛泽东回答说:
  “革命不可能等到你们归来再着手。”
  毛泽东独自站在斜坡上,看着朋友们依次走进船尾的四等舱,高声喊道:
  “努力学习,拯救国家。”
  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已与作为上海共产党小组发起人的陈独秀等人建立了组织联系。他同陈独秀多次会晤,还讨论过自己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组织湖南改造促进会的计划。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计划,大加赞扬,热情支持。
  陈独秀和毛泽东谈到,他正在上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在筹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为建立中国共产党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5月间,毛泽东在上海曾经到环龙路四十四医院去看望过孙中山先生。还和廖仲恺商讨政事。
  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谈到了他在上海同陈独秀的交往。说:
  “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夜晚,毛泽东辗转反侧,夜不能寐。终于,他披衣坐起,望着窗外的寒月,思念着已经失去父爱独自在长沙杨开慧,感情的烈火,炙烤着他的心。毛泽东诗意大发,挥笔疾书,写下了一阕《虞美人》: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烬,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在长沙的杨开慧收到毛泽东这阙滚烫的、表明爱意的《虞美人》之后,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早已燃烧着的爱情烈焰了。
  有一天,杨开慧和李淑一在湘福女中附近的流芳岭下散步,杨开慧非常高兴地告诉李淑一说,她收到了毛泽东给寄她的《虞美人》;她还说,她愿意立即和毛泽东结婚。
  这正是:革命何曾怕断头,浪漫相思一枕愁。
      毛公不是苦行者,至情至性也风流。
  欲知毛泽东与杨开慧何时结婚,情况如何?且看下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提出的在工读互助团里“实行共产的生活”的思想,在湖南一师毕业前后就早已有之。他在上海和彭璜、李思安、张文亮等人,租房试验“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的共产互助的生活体验,也不是第一次。这种思想和愿望贯彻在他的一生之中;在战争年代的那种战时共产主义生活更坚定了他的这一理念。所以,在他认为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他还是要这样做的。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当群众发明吃大食堂时,他是那样由衷地赞赏,正是他这种理念在新的条件下的自然延续,而决不是突发奇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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