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6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6章 “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

  话说在1920年6月7日,毛泽东鉴于上海工读互助团在社会黑暗势力的压迫下已经失败的教训,他写信给在北京教育部工作的黎锦熙先生说:
  “工读互助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停止,另立自修学社,从事半工半读。同住者都有意往俄,我也决去,暂且自习,一年半或二年后,俄路通行即往。”
  “我一生恨极了学校,所以,我决定不再进学校。自由研究,只要有规律,有方法,未必全不可能。外国语真是一张门户,不可不将它打通,现在每天读一点英语,要是能够有恒,总可稍有所得。
  我对于学问,尚无专究某一种的意思,想用辐射线的方法,门门涉猎一下。颇觉常识不具,难说专攻,集拢常识,加以条贯,便容易达到深湛。”
  “先生及死去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可惜我太富感情,中了慨慷的弊病,脑子不能入静,工夫难得持久,改变也很不容易改变,真是不得了的恨事啊!文字学、语言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我只想于未出国去的两三年内,用我已经得到的国文一种工具,看新出的报、杂志、丛书及各译本,寻获东方及世界学术思想之大纲要目,以为出国研究的基本。”
  6月11日,湖南省省长兼督军张敬尧率部逃出长沙城,谭延闿率军进驻湖南。
  原来在5月份,直系军阀吴佩孚部由衡阳北撤,谭延闿、赵恒惕在吴佩孚的默契下,率部跟在后面,步步紧逼长沙。张敬尧在一片声讨声和军事威胁面前,惶惶不可终日,6月11日仓皇逃离湖南。历时半年多的驱张运动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湖南的下一步怎么办?毛泽东开始为在湖南造成一个较好的环境——即湖南省自治而斗争。
  6月14日,毛泽东和彭璜在上海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发表在上海《申报》上。这个湖南改造促成会是由毛泽东和彭璜发起,为寻求改造和建设湖南的群众性政治团体,由在上海的一些湖南籍的新闻界、教育界人士组合而成。
  《湖南改造促成会发起宣言》的主要内容,是要解决湖南在驱张运动胜利后向何处去的问题。宣言说,成立促成会的目的是为了推倒武力,实行民治,为建设一个理想的新湖南而奋斗。
  毛泽东、彭璜在宣言中写道:
  “驱张胜利后不能乐观,因为‘一张敬尧去,百张敬尧方环伺欲来’,不能‘虎头蛇尾’,换汤不换药,”要“以‘去张’为第一步,以‘张去如何建设’为第二步。”“欲建设一理想的湖南,唯有从‘根本改造’下手”。
  此后,毛泽东接连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湘人为人格而战》、《湖南人再进一步》、《湖南人民的自决》、《湖南改造促成会复曾毅书》等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
  “湖南大国也,南阻五岭,北极洞庭,三湘七泽,惟楚有材。自营食,自营衣,自营住,斥其羡馀之茶米矿,换得大洋及生活必需品。人间天上,大风泱泱,西方瑞士,东方日本,虽曰夸言乎?得吾三千万人之一齐努力,故不难致之也。”
  “湖南人呵,应该觉醒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我愿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势,兼想一想八九年来自己经过的痛苦,发狠地去干这一着。”
  毛泽东已经深深感觉到,张敬尧虽然走了,但新的张敬尧还会回来,“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这样的责任,乃全国人民的责任,不是少数官僚、政客、武人的责任。”
  毛泽东进一步分析说:
  “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八九年来的大乱,都是此辈干出的营私勾当。腐败绝顶的政府,娼妓生涯的党徒,盘踞国中,甘心为恶,铁道卖尽,矿山卖尽,森林卖尽,商埠卖尽,乞得日本来的枪械、饷款,训练士官,屠杀人民,与市民战,与学生战。人民处在一种半死半生的状态。”
  毛泽东提出“湖南的事,应由全体湖南人民自决之。”他认为,中国民治的总建设,20年内完全无望,20年只是准备期。“在此期间,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100年前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内。”这样,废督裁兵,钱不浪用,教育力图普及,3000万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总之,“湖南者湖南人之湖南也。陆荣廷也罢,唐继尧也罢,段祺瑞也罢,非湖南人,在湖南地域无正当职业之人,不得与闻湖南事。”“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人亦切不可干涉湖南事,有干涉者乃抵抗之。”
  毛泽东还希望谭延闿、赵恒惕,“第一能遵守自决主义,不引虎入室,已入室将入室之虎又能正式拒而去之;第二,能遵守民治主义,自认为平民第一,干净洗脱其丘八气、官僚气、绅士气,往后举措,一以3000万平民之公意为从违。”
  6月28日,周世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吾兄平时,素抱宏愿,此时有了机会,何不竭其口舌笔墨之劳,以求实现素志之十一?相知诸人,多盼兄回湘有所建树,弟也主张兄回省。”
  毛泽东在上海活动了将近3个月,在离开上海返回长沙的途中,路径武昌,又一次看望了在武昌的老朋友恽代英。
  此时,恽代英领导的利群书社已于1920年2月开张营业,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新思想新文化阵地。毛泽东称赞利群书社是进步青年探索真理的桥梁。他说:
  “我回湘后也要开办一个像利群书社这样的宣传阵地。”
  毛泽东还与恽代英一同探讨了利群书社的发展方向,还就如何组织半工半读问题进行了研究。
  1920年7月7日,毛泽东回到了长沙城,他稍事休息,便去看望一年前长沙学生在五四运动中所组织的省学生联合会的朋友们。
  第二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雨,空气格外清新。毛泽东身穿薄薄的旧长衫,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了湘福女子学校。他在选修班的教室旁边,找到了杨开慧。
  离别后重逢,两人格外高兴。毛泽东兴奋地说:
  “我昨天刚回来,在上海见到了陈独秀先生,学了不少东西。现在形势发展很快,省学联要你去帮助工作,你看怎么样?”
  杨开慧满口答应道:
  “我去,我去。”
  7月9日,毛泽东给胡适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很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毛泽东回到长沙时,湖南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易培基,是毛泽东过去的老师,他聘任毛泽东担任了一师附属小学的主事,也就是校长,同时兼任第一师范校友会的会长。
  毛泽东上任以后,鉴于学校以往的专制管理,竭力提倡民主作风,大胆地以才德为标准选聘教员;实行学校经济公开;选用时文做教材。他在附小的大礼堂里,题写了一幅对联:
  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毛泽东还让学生们把这幅对联刻在竹子上。
  毛泽东把三弟毛泽覃带到附小读书。此时,陈昌也是附小的教员,毛泽东、毛泽覃和陈昌一家住在天鹅塘青山祠一所房屋内。
  毛泽东建议成立革命大家庭,由陈昌的爱人毛秉琴管理大家的生活和做饭,大家同在一处吃住。毛泽东叫毛秉琴为大姐,陈昌的女儿陈一元,喊毛泽东、毛泽覃为舅舅。
  不久,毛泽东又被聘为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兼一个班的级任,也就是班主任。
  这时,湖南省学联利用驱张斗争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进一步开展活动,提出废督裁兵、建设民治、普及教育等主张。
  杨开慧在暑假期间,也奔走于各类学校,组织讲演队走上街头,宣传省学联的主张。
  在毛泽东的启发下,杨开慧开始接触工人群众。她约了一个同学,到火柴公司为女工办识字班,借了一间堂屋作教室,自己编识字课本,自己刻蜡板。
  参加识字班的女工们非常踊跃,很快由十几人发展到几百人,识字班也发展到9个。杨开慧的同学们为她的热情所鼓舞,前来参加教学工作的很快也多达几十人。
  不久,杨开慧因积极投身革命,被湘福女中开除了。
  此时,湖南省教育界、学界就妇女教育问题展开热烈讨论,“男女同校”成为这次讨论中的热门话题。
  要开风气之先,必须有勇敢者带头。杨开慧和毛泽东商量说,她要去男子学校读书,毛泽东自然非常支持。
  于是,杨开慧串连了湘福、周南两个女校的5名女同学,毅然进入岳云男子中学,成为全省男子中学中第一批女学生。这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统治下的湖南,的确需要非凡的魄力和胆识。
  共同的理想,共同的斗争,使杨开慧和毛泽东的爱情之火,燃烧得越来越炽烈了。然而,当爱情到来时,两个年轻人的心并不平静。杨开慧在《自传》中写道:
  “我们彼此,都有一个傲脾气。那时,我更唯恐他看见了我的心。他因此怀了鬼胎,以为我是不爱他。但他的骄傲脾气,使他瞒着我,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7月27日,毛泽东趁暑假回韶山的机会,在家乡湘潭县发起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这个促进会的宗旨是:宣传新思想,倡导革新教育,以促进湘潭教育。毛泽东被选举为湘潭教育促进会文牍干事。
  7月30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举行第一次干事会,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宣言书。毛泽东在他起草的宣言书中写道:
  “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然而,吾县则深闭固拒,对于外间情势,若罔闻知。思潮不能顺应,教育因而失效,教育界缺乏振作奋发之精神,若不急起直追,共谋补救,势必陷全县教育于破产状况。蔽会同人,本敬恭桑梓之心,为促进教育之计,愿与全县教育界人士交相勉励,外观世界之潮流,内审自身之缺陷,勉负职责,振起朝气,涤除旧污,大众一心,勇猛精进。”
  后来,毛泽东起草的这个宣言书,于1920年8月3日、4日在湖南《大公报》上发表。
  这时的湖南,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新文化熏陶,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张敬尧统治的时候,公然提倡扶乩、卜卦,修建庙宇,祭祀孔圣,张敬尧本人还曾亲赴城隍庙拈香。一时间,湖南“阴风飒飒,神气沉沉”。湖南人民处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中,思想觉悟自然难以提高。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还在北京时他就曾经思考过,驱张运动胜利后如何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问题。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就根据湖南文化界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
  毛泽东联系何叔衡、彭璜、熊瑾玎、陈昌、陶毅、罗宗翰、易礼容等新民学会会员和教育界人士方维夏、湘雅医学校职员赵运文等人,共同做发起人。
  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由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缘起》一文。他在这篇文章前面所加的按语是:
  “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
  毛泽东《缘起》一文中写道:
  “湖南人在湖南省内闹新文化,外省人见了,颇觉稀奇,不明真相的人还以为湖南人了不得。其实,湖南人和新文化,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不和它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把握,试问3000万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
  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几年来风驰雨骤,成长得好与成长得不好,还依然在未知之数。
  诸君,我们如果晓得全世界尚没有真正的新文化,这倒是我们的一种责任呵!什么责任呢?‘如何可使世界发生一种新文化,而从我们住居的附近没有新文化的湖南做起。’这不是我们全体湖南人大家公负的一种责任吗?
  文化书社的同人,愿于大家公负的责任中划出力所能胜的一个小部分,因此设立这个文化书社(此外研究社、编译社、印刷社亦急待筹设)。
  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1920年8月2日,文化书社发起人毛泽东、易礼容、何叔衡、王正枢等17日在楚怡小学何叔衡处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共8条,其中规定:
  “1、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书报杂志发售,务期便宜、迅速,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
  2、本社资本金额,先由发起人认定开办费,从小规模起,依次扩大。各人投入之资本,均须自认为全社公共财产,无论何时不能取出,亦永远不要利息。
  3、本社由投资人组织议事会,推举经理一人。议事会每半年开会一次,审查由经理所报告之营业状况。
  4、本社在社内设立书报阅览室,陈列书报,供众人阅览。”
  《文化书社组织大纲》还规定了书社的组织机构和经营方法。
  会议推定毛泽东、易礼容、彭璜为筹备员,负责起草书社议事会细则及营业细则,筹备书社成立。
  8月20日,经赵运文介绍,毛泽东以低租金租定了长沙潮宗街56号湖南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解决了社址问题。
  何叔衡尽自己最大努力捐助外,还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四处奔走求援。他和毛泽东一同拜访长沙县开明知事姜济寰,取得了支持。在姜济寰的影响下,长沙许多知名人士对书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姜济寰、方维夏、朱剑凡、易培基、王正枢等人集资500元给毛泽东办文化书社。
  在创办文化书社的同时,毛泽东还与方维夏、何叔衡、彭璜、陈昌等人一起,联络教育界、新闻界和社会知名人士仇鳌、姜济寰、易培基、包道平、贺民范等,发起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公开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
  8月22日,毛泽东等10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召开俄罗斯研究会筹备会,商讨研究会的简章和组织。
  会议认为,俄国的劳农政府既然有这样前无千古的大变,我们怎能不研究他的内情。会议通过了研究会简章,主要内容有:
  一、本会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有3人以上为介绍,得为本会会员。二、本会会务:1、研究有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2、派人赴俄实地调查;3、提倡留俄勤工俭学。三、本会会费由会员自由捐助。四、会内设总干事、书记、庶务干事各1人。
  众人推举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四人为筹备员,继续进行俄罗斯研究会的筹备工作。
  8月27至30日,彭璜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了《对于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的感言》,反映了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共同思想。进一步扩大了俄罗斯研究会的影响。
  1920年9月初,何叔衡任湖南省通俗教育馆馆长。教育馆主办的《湖南通俗报》的主编是谢觉哉。毛泽东应何叔衡之邀,参加了《湖南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毛泽东说:
  “报纸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态度要明朗,不可含糊;《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尤其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长谈空洞的大
  ”道理。
  会后,毛泽东又专门拜访了谢觉哉,毛泽东给比他年长9岁的谢觉哉留下了很好的印象,30余年后,谢觉哉还能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当时“坐的地方和姿势”,还说毛泽东虽然说话不多,“但他那谦虚与诚恳的态度,简要的语言,给我印象很深”。
  谢觉哉,名维鋆,字焕南,188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肖家湾。
  此后,何叔衡、谢觉哉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新民学会会员周世钊、熊瑾玎的帮助下,对教育馆主办的《湖南通俗报》进行改革。不久,读者就从上面看到了劳工神圣、妇女解放、文学革命、反对贪官污吏、反对军阀等方面内容的文章。
  毛泽东看到这份报纸越办越有生气,常常给何叔衡打气鼓劲。毛泽东也经常给他们写文章、寄稿子,谢觉哉觉得毛泽东的文字优美,及时地一一予以刊发。
  后来,通俗报馆还成为毛泽东、何叔衡开展革命斗争活动的联络站,他们常常在那里“约集新民学会会员和建党有关人员谈问题”。
  再说早在1920年7月,湘军总司令谭延闿赶走张敬尧之后,为笼络人心,急急忙忙策划官方自治,他通电号召“湘人治湘”。其后,又通电主张“联省自治”。
  湖南的自治主张经过短时间的宣传后,很快引起了社会上的普遍关注,各地纷纷发表支持湖南自治的文章,毛泽东也把主要精力逐渐转到自治运动上来。
  在9月3日及以后的5天时间里,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绝对赞成湖南门罗主义》等4篇文章。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写道:
  辛亥以来,“9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觉醒,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时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22行省3特区2藩地,合共27个地方,最好分为27国。”
  9月5日,毛泽东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
  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是“彻底的总革命”。俄国革命之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源,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期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
  “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中国没有大中国建设的基础。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7、8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僚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然而,在这当中必然要发生一种新现象,这就是在军阀的割据中,生长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不堪军阀的垄断之苦,奋起而争自由,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
  “如此者10年乃至20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27个小中国的首倡。”
  毛泽东的主张提出后,立即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有之。
  正在此时,毛泽东获悉七舅父文玉瑞于9月5日病逝,连忙专程回乡,为七舅父料理后事。
  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毛泽东特意请擅长书法的军阀省长谭延闿为书社书写了招牌。
  在下午的开业典礼上,谭延闿出席了开业仪式。毛泽东在一师的老师方维夏以省议员的身份也出席了开业仪式。
  后来,方维夏在1924年参加共产党,北伐时任第2军第5师党代表。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1年回国后,在闽西任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再说文化书社开业后,何叔衡在楚恰小学设立了一个贩卖部,接着,他又和好友姜梦周在宁乡创立了文化书社的分社。
  9月13日,谭延闿召开“官绅自治会议”,决定由省政府派11人和省议会派人,组成“湖南自治会”的起草员,起草省宪法。
  9月15日,俄国研究会成立大会在文化书社召开。何叔衡宣读了研究会章程。
  会议推举姜济寰为总务干事,聘请船山学社社长仇鳌为指导员;毛泽东为书记干事,负责记录及文书事务;彭璜为会计干事,驻会负责主持日常工作。
  仇鳌,字亦山,湖南汨罗人,早年赴日留学,毕业于明治大学;归国后襄助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首倡武昌革命。后来他无意仕途,醉心于国民教育。由于他年长资深、学识渊博、思想开明、奖掖后进,故声望甚隆,为各方敬仰。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时,曾多次听过他的学术演讲。
  且说会议还议决:除会员个人进行研究外,每星期六下午可自愿去潮宗街文化书社集体讨论;集中个人和集体的研究成果,发行一种《俄罗斯丛刊》;派代表赴京与俄代表接洽,筹备赴俄勤工俭学事宜;在船山学社开设俄文班,聘请上海的俄国人来湘教授。
  俄罗斯研究会研究成立后,其会员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文章,毛泽东还将外地进步报刊上的重要论文,推荐给长沙的有关报纸转载。如上海《共产党》月刊上登载的《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劳农制度研究》等,都在湖南《大公报》上转载过。这些文章,对湖南进步青年发生了较大的影响。
  任弼时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不久,他又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社会主义青年团是1920年8月22日在上海成立的。后来在11月成立了团的中央局,俞秀松为书记。
  俄罗斯研究会千方百计介绍一些进步青年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然后赴俄。
  1920年秋,毛泽东和彭璜先后介绍了16名进步青年刘少奇、萧劲光、任弼时、任作民等,离开长沙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俄文,然后再去俄国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毛泽东在谭延闿的官方自治活动中,努力推行人民自治。他除了写文章,还多方策划,到处奔走。
  9月26日,毛泽东从这一天开始,连续发表7篇文章,他写道:
  “现在官与民都起来了,都要搞自治。但真正的自治只能由‘民’来发起,否则,这种自治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
  毛泽东在文章中以俄国为例,说明人民是有参与宪法制定的能力的。他写道:
  “俄国人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官也罢,乞丐也罢,要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们的双肩上。”
  1920年10月5日,《大公报》发表了由毛泽东、彭璜、《大公报》主笔龙兼公3人动议、并起草的一个有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何叔衡、朱剑凡等377人签名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的提案。
  毛泽东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子是同乡,交往密切。
  毛泽东等人在这个提案里提出:湖南人民有参加宪法起草的权力;应该产生一个“湖南人民宪法会议”来具体主持省宪法的制定工作;制宪会议的代表由全体人民公推,每5万人产生一个代表。
  10月7日,毛泽东发表了他在这次讨论中的最后一篇文章,号召长沙30万市民首先行动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
  10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由省教育会召开的436人参加的“第二次筹备自治运动之各界联席会议”。会议公推毛泽东担任会议主席。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会议通过了选举法和组织法,并决定选派方维夏等15人,将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于9日午前递交湖南政府。
  10月10日,毛泽东参加长沙各界万余人举行的自治运动请愿大会和游行示威。游行队伍沿途高呼口号:
  “湖南自治!”、“普遍选举!”、“直接选举!”、“省长民选!”、“县长民选!”、“百姓是主人!”、“建设新湖南!”
  游行队伍在大雨中冒雨前进,群众情绪十分饱满激昂。游行队伍到达督军府后,谭延闿接受了毛泽东、龙兼公等起草的《请愿书》。《请愿书》要求从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用直接选举法和普通选举法;代表不得兼官吏和军职;自治以后,湖南“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
  谭延闿虽然接下了毛泽东等人起草的《请愿书》,但事后不久,他就断然拒绝了《请愿书》中提出的各项请求。
  这正是:张敬尧,李敬尧,民治为本虑事高。
      前驱狼,后进虎,到头来,果真是换汤不换药。
  欲知自治运动还能否进行下去,请继续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20年断言说:“现在全中国之政府,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由武人官僚割据垄断,政治更腐败。”“如此者10年乃至20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这是毛泽东自1915年以来在关于世界局势及国家大事方面发出的又一个重要预言。懂得中国近现代史的人们自然都知道,这一次又被他言中了:在20世纪整个20年代中,全中国始终都处于新老军阀的割据混战之中。而在30十年代以后,正是由他自己领导了“异军苍头特起”的“彻底的总革命。”能够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如此之精确,舍毛泽东其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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