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7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17章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话说在1920年10月,毛泽东同时接到了从上海和北京寄给他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在上海的陈独秀和李达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通报了他们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情况,要求毛泽东在湖南也建立同样的共产主义组织。后来,他们又先后寄给毛泽东很多《劳动界》、《共产党》月刊和在上海正式出版的《共产党宣言》。
  原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在1920年8月成立的,北京也同时筹备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施存统又在上海发起建立党组织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此后加入的成员有: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林伯渠、李中、袁振英。这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在1920年10月,李大钊和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办公室里,也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据李达回忆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由陈独秀、李汉俊找关系,”邀约各地共产主义者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他们决定:“在湖南由毛泽东同志负责”。
  就这样,毛泽东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委托下,他与何叔衡等人立即开始筹建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开始了共产主义小组工作的酝酿筹备工作。
  毛泽东与何叔衡一开始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学校的先进学生中,寻找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对象。毛泽东还邀周世钊到文化书社,他将陈独秀关于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来信,拿出来给周世钊看,他提出要周世钊做这方面的工作。
  10月间,湖南教育会举办“学术讲演会”,邀请蔡元培、章太炎、吴稚晖、张东荪等人讲演,长沙《大公报》特邀毛泽东作记录,由该报自行刊布。
  毛泽东记录蔡元培的讲演有两篇,一篇是《对于学生的希望》,另一篇是蔡元培在周南女校讲的《美术的价值》。发表在《大公报》上。关于《美术的价值》一篇,毛泽东写了一段“记者按”,他写道:
  “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篇所记,只其大略。开首两段,是周世钊先生记出交我的。”
  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也在长沙进行了演说,他俨然以社会主义者自居,但他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俄国革命,要人们放弃阶级斗争,不要引起阶级间的冲突,而采取教育手段,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
  罗素的言论引起了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的激烈辩论,是按照列宁党的榜样,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还是建立一个改良的党?是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还是走改良主义的道路?成为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
  10月22日,文化书社召开第一次议事会,投资人都被邀请参加。
  当时投资者有近30人,除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彭璜等一批新民学会会员外,还有教育界、政界人士:毛泽东的老师方维夏、易培基、王正枢、王季范、周南女校的创始人朱剑凡及姜济寰、赵运文、贺民范等人。
  会上推举商业专门学校毕业的易礼容为经理,毛泽东担任书社“特别交涉员”。
  书社开办初期,资金不多,营业范围小。当时经营的书目只有164种,杂志45种,日报3种,都是随进随销,远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为此,毛泽东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努力扩大营业范围。为支持毛泽东创办书社,杨开慧和她的母亲慨然献出了父亲去世后北大师生们的捐赠。
  毛泽东与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以及彼此熟悉的一些知名人士联系,请他们作信用介绍,在订购图书时,免去押金,扩大进书量。
  陈独秀大力支持毛泽东,他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为文化书社作了300元的营业额往来担保。后来,毛泽东亲自拿着陈独秀的保单,到亚东图书馆联系。
  在毛泽东等人的努力下,至1921年春,书社资金已由开办时的500多元扩充到1000多元,积累了一些营业盈余。文化书社在长沙市内的第一师范、第一师范附小、湘雅、楚怡、修业等学校设立了贩卖部,聘任了一些推销员。文化书社还在平江、浏西、宝庆、衡阳、宁乡、武冈、溆浦等7处设立了分社。
  在这一时期,文化书社与省外发生业务往业的单位有六七十处,其中联系较多的有上海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局、北京大学出版部、中华书局、新潮社、新青年社、北京晨报社、北京学术演讲会、武昌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等。
  其中,又以与利群书社的联系最为密切。利群书社在恽代英的安排下,供应文化书社许多书报。恽代英还应文化书社的邀请,亲自和利群书社成员廖焕星先后到湖南长沙、衡阳,和毛泽东等人交流开办书社的经验。
  1920年11月10日,毛泽东派陈昌建立了浏西文化分社,设在浏阳西乡金江高等小学。陈昌在浏西不仅推销总社发行的各种进步书刊,自己还刻印书刊上的好文章,广为流传。毛泽东为了支持陈昌的工作,还特意送给他一副梨木刻板。
  文化书社将全国各地出版的新书报刊,尤其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主编的刊物以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都作为重点推销。《劳动界》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是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读物,颇受工人欢迎。
  据《文化书社社务报告(第二期)》记载,仅7个月内,销售100至5000本左右的书和杂志有:《杜威五大讲演》、《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社会主义史》、《现代教育之趋势》、《社会与教育》、《新俄国之研究》、《劳农政府与中国》、《中国哲学史大纲》、《尝试集》、《实验主义》、《蔡元培言行录》、《新潮》、《劳动界》、《新青年》、《新生活》、《少年中国》。
  文化书社不是单纯地出售进步书刊,还想方设法地为那些无钱购买书报的人提供阅读机会和方便,发动群众阅读进步书刊。
  书社的房屋本来就小,社内还是尽量挤出地方,设立了书报阅览处,陈列各种新书报刊供大家阅览、选购。
  文化书社又在报纸上刊登“介绍新著”、“通告好学诸君”之类的广告,对新书报刊广为宣传。此外,书社还印制一些广告宣传单,随书社所售书刊附送。
  文化书社在出售的出版于1920年9月1日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中,夹上了由毛泽东执笔起草的以“文化书社同人”落款的两分传单:《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
  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中写道:
  “先生买了这一本书去,于先生的思想进步上一定有好多的影响,这是我们要向先生道贺的。倘若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因着自己勃不可遏的求知心,再想买几本书看——到这时候,就请先生再到我们社里来买,或者通信来买,我们预备着欢迎先生哩!”
  他在《读书会的商榷》中写道:
  “近来有许多人提倡‘读书会’,我们觉得这个办法实在很好,其好处有三:
  1、一个人买书看,出1元钱只看得1元钱的书。若合5个人乃至10个人组织一个读书会买书看,每人出1元钱便可以看得10元钱的书,经济上的支出很少,学问上的收入很多。
  2、中国人的‘关门研究法’,各人关上各人的大门躲着研究,绝不交换,绝不批评,绝不纠正,实在不好。最好是邀合合得来的朋友组织一个小小读书会,做共同的研究。就像你先生看完了这本书,一定有很多的心得,或好多的疑问,或好多的新发明,兀自想要发表出来,或辨明起来,有了一个小小的读书会,就有了发表和辨明的机会了。
  3、报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方法。现在学校里的学生诸君,也有好多不看报的,是因为学校不能买很多报,报的份数太少的缘故。最好是每班组织一个读书会,每月每人随便出几角钱,合拢起来钱就不少。除开买书之外便可多订几份报,至少也可以订一种。这样,便立刻变成不出门知天下的‘秀才’了,岂不很好。
  上列的好处,如你先生觉得还不错,‘读书会’这东西,何妨就从你先生组织起呢?若要办新出版新思想的书、报、杂志、则敝社应有尽有,倘承采索,不胜欢迎。”
  毛泽东为文化书社制定了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书社实行经济公开,会务民主,账目有日算、月算、半年算三处,每隔半年在《社务报告》上公开营业情况,并将《社务报告》在报刊上登载或印成小册子发给全体社员。
  毛泽东后来在1921年4月的《社务报告》(第二期)中写道:
  “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
  一个人光明正大做事,为什么不能将底子宣传出来呢?文化书社是一个社会公有的机关,并不是私人营利,我们为避免这种罪过,乃反秘密而采彻底的公开,将社里一切情形,彻底宣传于社员以外。”
  毛泽东为书社制定的一套民主管理制度,使书社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声誉。
  鉴于文化书社只是经销书刊报纸,没有自己的出版物,毛泽东在《社务报告》(第二期)中提出了文化书社的扩展计划,即计划组织一个“编译社”和一个“印刷局”,以与书社的“发行”连为一贯。“这样非多邀同志和多筹款不可,因此,希望有力的同志,助我们一笔大一点的款子。”
  在恽代英的武昌利群书社成功地办起了半工半读的利群毛巾厂后,毛泽东在文化书社也办起了织布厂,还请利群毛巾厂派人来帮助他们。恽代英将林育英派去协助文化书社办厂。
  这是毛泽东与林育英最初的相识。
  文化书社从1920年9月开始营业,到1927年马日事变以后被许克祥查封,历时近7年之久。
  其间,由于社务日益发展的需要,社址1922年从潮宗街迁到贡院西街,1926年又迁到水风井。7年间,文化书社努力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湖南成为当时销售新书刊最多的省份之一。1925年9月,湖南《大公报十周年纪念特刊》记载:文化书社“专以介绍新文化书籍为务”;“全国新文化书籍销行多者,首推湖南和四川”;“销行新出版物最力者为文化书社”。
  不仅如此,文化书社还是新民学会会员的主要活动场所及同国内外会员之间通信联络的场所。文化书社也是毛泽东进行建党建团活动及同省外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进行联络的场所。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文化书社又成为党的秘密联络机关。文化书社还曾为湖南的中共党组织周转过革命活动经费,为党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再说在1920年11月,毛泽东经过慎重物色,他和何叔衡等5名新民学会中志同道合的战友,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在长沙创建了秘密的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小组最早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一共6人。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毛泽东十分注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开展工人运动。他与何叔衡等除了运用文化社和俄罗斯研究会扩大宣传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外,已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
  在1920年秋,毛泽东利用担任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便利条件,开办了一所工人夜校。这次所办的夜校,除学习文化外,重点是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实行启蒙教育。毛泽东还亲自给工人们上课。他使用的是简明形象的教学方法,先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
  “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横线是‘地’,中间的竖线是代表我们工人阶级自己,工人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
  接着,他又在“工”字下面写一个“人”字,把两个字连接起来,就成了一个“天”字,他说:
  “大家不是讲‘天’最大吗?你们看,‘工’、‘人’两个字连到一起,不就是一个‘天’字吗?工人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大有出息。只要团结起来,力量就会像天一样大!”
  毛泽东借此鼓励工人们要顶天立地,当家作主。
  毛泽东还利用和《大公报》主笔龙兼公、张平之是同乡、交往密切的关系,经常向《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大公报》先后刊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俄通讯社发的《布尔什维克略史》;《共产党》月刊第一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列宁的历史》等重要文章。
  11月7日,毛泽东等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组织长沙工人、学生会行游行,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周年。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青年团,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毛泽东为此花费了主要精力,做了大量的工作。
  11月17日,湖南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接到毛泽东一信,并收到他送来的共青团章程10份。毛泽东在信中约张文亮于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在信中委托张文亮在同学中寻觅真同志。
  11月21日,毛泽东在通俗馆会见了张文亮,毛泽东说他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再次嘱托张文亮发展青年团一事,宜注意寻找真同志;宁可从缓,不宜急进。
  11月23日,黄爱、庞人铨在长沙组织成立了一个劳工团体——湖南劳工会。这个湖南劳工会的成立,得到了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人的支持和帮助。
  黄爱,字正品,湖南常德人,1897年生,1913年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学习,毕业后曾在工厂工作,对工人的痛苦极为了解。1918年,黄爱又考入天津高等工业学校,成绩优良。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担任过周恩来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编辑,参加过天津学联执行部工作,先后两次代表天津学联到北京请愿,同封建军阀政府作坚决斗争,为此,两次被捕入狱。1919年9年,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黄爱是“觉悟社”社友。1920年,黄爱因参加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随后他回到湖南从事工人运动。
  庞人铨,字受淳,湖南湘谭人,是黄爱的同学。1917毕业于湖南甲种工业学业校染织科,后来在“湘谭织布厂工作。五四运动时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斗争。
  黄爱、庞人铨对军阀统治下的湖南工人的痛苦生活极为同情。他们认为把工人组织起来,提高工人觉悟,是改善工人状况的唯一方法。为此,他们组织了湖南劳工会。黄爱、庞人铨为劳工会规定了三大任务:一是维护劳工的利益;二是促成国家的统一;三是维护民族的尊严。
  但是,由于黄爱、庞人铨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他们主张的是极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纪律,不要领袖。他们提出要废除一切带有强制性的制度,平均财富,一切平等。
  为此,毛泽东多次找黄爱、庞人铨谈心,首先热情赞扬他们反抗资本家和军阀的勇敢斗争精神,同时,又对他们没有严密的组织,只作经济斗争,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进行了批评。
  再说毛泽东一开始也并没有把湖南自治运动当作他对中国问题改造的根本主张,他只不过是将湖南自治当作在斯时斯地“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坏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是一种权宜之计。然而事实无情地打破了他的这一愿望。前边已经说过,谭延闿虽然接下了毛泽东等人起草的《请愿书》,但事后不久,他就断然拒绝了《请愿书》的各项请求。
  谭延闿也好景不长,就在1920年11月,湖南政坛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出身于湖南的另一个军阀赵恒惕挤走谭延闿,取得了湖南省长兼督军的职位。
  军阀走马灯似地换来换去,毛泽东在如此的政局下,一方面主持共产主义小组的工作,积极发展团员,一方面也不得不痛苦地在思想上开始“省察自己”。
  11月25、26日,毛泽东在两天里,接连给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罗学瓒等人,写了7封信,总结湖南自治运动失败的教训。毛泽东在给向警予的信中写道:
  “湘事去冬在沪,姊曾慷慨论之。一年以来,弟和荫柏(彭璜)等也曾间接为力,但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启,多数之湘人,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坏境一法。”
  毛泽东在11月25日致欧阳泽的信中说:
  采取潜在的态度,“这是新民学会一个好现象,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毛泽东反对那种招摇过市徒务虚名的作法,他说如果那样就“像没有经验的商店,货还没有办好,招牌早已高挂了,广告早已四出了,结果离不开失败,离不开一个“倒”字。
  毛泽东说:
  “注意于固有同志之联络砥砺,以道义为中心,互相劝勉谅解,使人人如亲生的兄弟姊妹一样。然后进而联络全中国的同志,进而联络全世界的同志,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
  毛泽东25日给在北京的罗章龙的信中写道:
  “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所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陡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
  毛泽东在给李思安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
  “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因此,我们必须“另想办法,另造坏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
  毛泽东所说的计划是什么呢?他在这个月编写《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在易礼容写给他和彭璜的信的后面,批上了一段文字,他认为新民学会今后进行的方法,应分这样几种:
  “一是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多造成有根柢的学者。”“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定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无论从事何种运动,“惟千万不要沾染旧社习气,尤其不要忘记我们根本的共同的理想和计划。”
  毛泽东26日在给罗学瓒的回信中写道:
  “兄7月14日的信,所论各节,透彻之至。”
  原来罗学瓒在从法国寄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你们前回写给子升和我的信,都收到了。你说要在长沙预备两年,要把古今中外学术弄个大纲出来,做出洋求学的准备,我很赞成。我现在觉得太无科学基础的人出洋,没有多少好益处;求不到学术,常自觉抱愧,你可努力去做。”罗学瓒还在信中说:中国人普遍存在着四种错误:“感情用事。”“无普遍的观察,总是拿一部分推断全体。”“无因果的观察,总是拿一时现象,推断全局。”“不观察对象的事实,每以主观所有去笼罩一切。”
  毛泽东对罗学瓒所说的中国人的四种错误,认为是“说得最透彻”的。他在回信中不无幽默地写到:
  “安得将你的话印刷四万万张,遍中国每人给一张就好。”
  毛泽东在回信中还提到了在浦口曾经帮助过他的李中,他写道:
  “我现在很想做工,在上海李声谢(左有水,即李中——笔者注)劝我入工厂,我颇心动。李君以一师范学生在江南造船厂打铁,居然一两月后,打铁的工作样样如意。由没有工钱以渐得到每月12元。他现寓上海法租界渔阳里2号,帮助陈仲甫先生组织机器工会。”
  毛泽东还提出了“以资本主义做基础的婚姻制度,是一件绝对要不得的事。”他觉得凡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的男女,只是一个“强奸团”。
  最后,毛泽东诚挚地写道:
  “你如不赞成我的意见,便将你的反对意见写出。”
  11月间,毛泽东给新民学会会员写信说到教育界时,他写道:“希望至今现存的一班造孽的教育家死尽。”
  此时的毛泽东说过:“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他要休息一下,于是,他出游到了外地。毛泽东到了江西萍乡,初步调查了解到安源工人的情况,第一次注意到安源路矿是一块儿进行革命活动的“未开垦的处女地”。
  也就在此时,毛泽东陆续接到了蔡和森和萧子升从法国寄来的两封长信,他们在信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原来在1919年底,蔡和森到法国后,他在补习法文的同时,收集了约百余种小册子,夜以继日地“猛看猛译”,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在大约半年的时间里,就将世界大势、各派社会主义和俄国革命的情况基本弄清楚了。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集会,有蔡和森、向警予、陈绍林、萧子璋、张昆弟、罗学瓒、蔡畅、李维汉、熊光楚、熊季光、熊叔彬、欧阳泽、萧子升13人到会。会议提出并确定了新民学会的方针为“改造中国与世界”。但是,大家在讨论改造的方法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蔡和森、向警予等人主张在中国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采取无产阶级专政的手段,根本改造中国社会。蔡和森指着贴在墙上的向警予在纸上抄写出来的《共产党宣言》里的话,一句一句地向大家解释,他结合《共产党宣言》精神,对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他们的观点。
  而萧子升等一些人在发言中,则主张用“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为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于无政府——无强权——蒲鲁东式之新式革命。”
  就这样,以蔡和森为首和以萧子升为首的一些人,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于是蔡和森再次发言,他详细讲述世界大势,阐述其主张激烈革命的必要性。与会的其他会员也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众人一时争执不下。
  最后,会友们相约将自己的观点再行研究,并把这个问题写信报告给毛泽东,以征求国内会员们的意见。于是,蔡和森和萧子升就分别写信给毛泽东,各自陈述各自的观点。
  蔡和森是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长信。他在8月13日的信中写道:
  “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的“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建社会经济制度。故阶级战争质言之就是政治战争,就是把中产阶级那架机器打破,而建设无产阶级那架机器——苏维埃。”
  蔡和森说,无产阶级革命后不得不专政的理由有二,一是“无政权不能集产不能使产业社会有。换言之,即使不能改造经济制度。”二是“无政权不能保护革命,不能防止反革命,打倒的阶级倒而复起,革命将等于零。”
  因此,蔡和森得出结论:
  “我以为现世界不能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证明。所以,我对于中国未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
  蔡和森认为,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首先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他说:
  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4种利器。”“我以为要先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但是,宜急宜缓呢?我以为现在就要准备。”“我意中国于2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
  蔡和森满怀希望地对毛泽东说:
  “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
  由于路途遥远,蔡和森和萧子升的信没有及时送到毛泽东手里,毛泽东大约是在11月份才看到这两封信。尽管如此,毛泽东接到信后,还是十分高兴。他仔细地研究了蔡和森和萧子升的意见。
  而此时的毛泽东,他也早已从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中,意识到了建立一个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性。他又是一个喜欢战斗的人,所以他认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在新民学会会员中间进行讨论。所以他立即给蔡和森回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观点。
  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蔡和森、萧子升及其他新民学会会员的复信中写道:和森兄、子升兄并转在法诸会友:
  弟于学会前途,抱有极大的希望。因之也略有一点计划,久想草具计划书提出于会友之前,以资商榷。
  毛泽东在信中首先表明:
  “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他说他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
  但是他又说: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他对蔡和森信中提出的用俄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而不同意萧子升等人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他写道:
  “罗素在长沙演说,意与子升及和笙同。主张共产主义,但反对劳农专政,谓宜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
  毛泽东说,罗素讲演后,他和长沙的学会会员有极详细的辩论,他认为罗素的主张“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里,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总而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
  “章太炎在长沙演说,劝大家读历史,谓袁段失败均系不读历史之故。我谓读历史是智慧的事,求遂所欲是冲动的事,智慧指导冲动,只能于相当范围有效力,一出范围,冲动便将智慧压倒勇猛前进,必要到遇了比冲动前进之力更大的力,然后才可以将它打回。有几句俗话:‘人不到黄河心不死’,‘这山望见那山高’,‘人心不知足,得陇又望蜀’,均可以证明这个道理。以上从心理上及历史上看,可见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是第二层理由。”
  “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用,单要采取这个恐怖的方法。”
  “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的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
  “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我以为我们七十几个会员,要以至诚恳切的心,分在各方面随时联络各人接近的同志,以携手共上于世界改造的道路。不分男女老少农工商,只要他心意诚恳,人格光明,思想向上,能得互勉之益,无不可与之联络,结为同心。”
  “我觉得创造特别环境,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大业,断不是少数人可以包办的,希望我们七十几个人,人人注意及此。”
  这正是:毛蔡传书剖雄心,朋友论道是非分。
      它山之石有良莠,要借星火化昆仑。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如何处理新民学会内部的争论,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创办文化书社时所写的两则“广告”:《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和《读书会的商榷》,现代商人不可不读。人们常说的“无商不奸”,的确是在尔虞我诈的社会中的一种常见现象。毛泽东说:“中国人营业,总是秘密主义,除开他窝子里的人以外,谁都不能掏出他的消息。这种秘密主义,实在是一种罪过。”他所勾画和批判的正是那种投机、奸诈的商人嘴脸。毛泽东的商业实践,以及现代不少人的经商实践,早已证明以诚信示人未必不是一种大商业的成功良方。当然,在法律意义上所说的知识产权保护,自然不在此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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