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20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20章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这一边,也不爬上那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在阶级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

  话说在1921年6月29日黎明,毛泽东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新婚燕尔的娇妻杨开慧,与何叔衡一起和一部分朋友在草场门外进行了一个小型的聚会,吃了一些猪肉,还照了相,尔后谢绝朋友们的送行,大家相互之间一一握别。李振翩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你从事政治活动,我则专心学医,将来定可重逢。”
  李振翩哪里想到,他和毛泽东的重逢竟然是在分别50多年后的中南海里。此是后话。
  且说这天下午6时许,毛泽东与何叔衡离开了长沙,秘密前往上海。
  此时乌云蔽天,风雨欲来。毛泽东与何叔衡登上了去武汉的轮船。因为从长沙到上海没有直达的车船,毛泽东、何叔衡只能从长沙乘船北上,先到达武汉,然后,才能再由武汉转赴上海。
  非常凑巧的是,在去汉口的船上,毛泽东又碰上了坐在同一船舱里的老朋友萧子升。萧子升是要取道上海回法国去。此时的毛泽东正在研读《资本主义制度概论》,作为朋友,毛泽东不忍心眼看着萧子升落伍,他和萧子升就中国的政治前途问题,一直争论到深夜。
  1921年7月4日以后,毛泽东和何叔衡、萧子升到达了上海。此时离开会的时间尚早,第二天,毛泽东就邀萧子升一起去杭州览胜。他们在西湖附近的花园、小山和寺庙度过了整整一天。萧子升非常羡慕杭州的山水,不住地赞叹其壮丽美观,毛泽东打断他说:
  “这是罪恶的产生之地,多少人用他们的金钱来干可耻勾当。”
  他们在杭州只住了一夜,就又去了南京。
  毛泽东返回上海时,其他各地的代表也陆续在7月23日前到达了驻地。
  “一大”代表们的住宿,是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出面,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租用了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私立博文女子学校楼上3个房间。毛泽东和其他9位代表,汗流浃背地住进了已经定好的房间里。博文女子学校此时正放暑假,非常安静。临街的两间房里,靠东边的一间住着张国焘、周佛海、包惠僧;靠西边的一间住的是王尽美、邓恩铭;毛泽东、何叔衡住在临街房后面的一间房里,房间里光线很暗。毛泽东用两条长凳子架起了一块板,就算搭好了床铺。其他代表没有床,由王会悟买来了苇席,一人一张,就睡在楼板上。
  只有广州代表陈公博是带了新婚妻子李励庄来的,他们夫妻俩不住女校而是住在豪华的大东旅馆。陈公博花了很多时间,陪着他那漂亮的妻子上街逛商店购物。
  “一大”的筹备工作,最初由李达、李汉俊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负责;后来北京的张国焘,在5月中旬就早早来到了上海,所以他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7月23日晚上8点,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开幕。
  树德里3号是李汉俊和他的哥哥、同盟会的元老李书城的寓所。这是一栋装有黑漆大门、砖木结构的灰红色两层楼房。这栋房子外表平平,并没有什么特色,底层没有窗户。
  楼上是李书城夫妇的寝室,一大的会场就设在楼下的客厅里,客厅中间摆着一张大餐桌,代表们围坐在餐桌周围,桌上放着茶杯和文件。餐厅内没有特别的布置,陈设简单,但气氛却十分庄重。
  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共有12人,他们代表了全国53名党员,一说是57名党员,据以下统计实为54人。
  这12名代表及其所在的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是:
  长沙小组的代表毛泽东(28岁)、何叔衡(42岁);长沙组其他成员是萧铮、彭璜、陈子博、贺民范,共6人。
  武汉小组的代表董必武(35岁)、陈潭秋(25岁),武汉组其他成员是包惠僧、郑凯卿、赵子键、赵子骏、刘子通、黄负生,共8人。
  济南小组的代表是王尽美(23岁)、邓恩铭(20岁、水族),济南组其他成员是王翔千、庄龙甲,共4人。
  上海小组的代表李达(29岁)、李汉俊(31岁);上海组其他成员是陈独秀、俞秀松、陈望道、沈玄庐、杨明斋、邵力子、沈雁冰、李启汉、沈泽民、林伯渠、李中、袁振英,共14人。
  北京小组的代表张国焘(24岁)、刘仁静(19岁);北京组其他成员是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女)、范鸿劼、朱务善、李骏、张太雷,共12人。
  广州小组的代表陈公博(31岁);广州组其他成员是谭平山、谭植棠,共3人。
  东京小组的代表周佛海(24岁),东京组其他成员是施存统(原邀代表,未到),共2人。
  另外出席会议的还有原武汉小组的包惠僧,他曾受李汉俊委派到广州与陈独秀联系,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会议。
  此外,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有张申府、刘清扬(女)、周恩来、赵世炎、陈公培,共5人。因他们离国内较远,没通知他们参加。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
  参加会议的15人中,最年长的是42岁的何叔衡,最年轻的是只有19岁的刘仁静,平均年龄28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
  在一大代表中,毛泽东熟悉的人除了何叔衡以外,还有在北大时认识的张国焘、刘仁静2人,李达、李汉俊、包惠僧等人,也只是和他有过书信往来。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0月2日出生于湖南零陵县一个佃农家庭。曾两次赴日本留学,学习理科;1918年6月,李达第3次到日本,放弃理科,专攻马克思列宁主义。1920年夏回国后,他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及中国党组织。
  毛泽东这是第一次见到李达。
  毛泽东熟悉的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有出席这次会议。陈独秀因为受广东军阀陈炯明的邀请,在广州政府任职;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是因为北京大学学年终校务繁忙,无法脱身。但这次会议的规模和时间,基本上都是由共产国际代表和李大钊、陈独秀商量决定的。
  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他未出席,所以,在开会前临时另定主持人选。会议主持者需要经常与各地代表以及共产国际代表联系,而李达、李汉俊都不喜欢交往,特别是他们与马林接触后,彼此关系也不够融洽,所以就推举张国焘为会议主席,由他来主持会议。
  毛泽东和周佛海为会议秘书,担任记录工作。刘仁静担任国际代表的英文翻译。
  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了这次代表大会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问题。
  经与会者同意,这次大会的议程包括:听取各地小组活动的报告;起草、讨论党的纲领和工作计划;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毛泽东常常不修边幅,他穿着土布长衫,还常常穿鞋不穿袜子,或是让袜子耷拉在鞋面上,像是一位来自湖南乡下的道士。他在饭店吃饭时,也常常会用袖子擦去洒在桌上的残留物和酒水。后来有一位与会者曾经不怀好意地夸张地说:
  “你可以从他的脖子和身上刮下斤把灰尘。”
  毛泽东除了担任会议记录外,在会议上只做过一次发言,他代表湖南6名成员,汇报了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情况。长沙组和其他各地小组相比,有人称赞“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已经有了实际的工作成绩。所以毛泽东给代表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李达回忆说:
  “毛泽东同志在代表住所的一个房子里,经常走走想想,搔首寻思,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他苦心思索竟到这样的地步,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殊不知他是正在计划着回到长沙后如何推动工作,要想出推动中国革命事业发展的办法。”
  刘仁静回忆说: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采取谨慎谦虚态度,不轻易发表意见,也没有坚持什么特殊主张。”刘仁静对张国焘的印象也非常深刻,他说:“张国焘是精明能干的人,也是喜欢出风头的人。”
  张国焘回忆说:
  “毛泽东是一位较活跃的白面书生,穿着一件长布衫,他的常识相当丰富,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比王尽美、邓恩铭等高明多少。他在大会前和大会后,都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主张;可是他健谈好辩。”
  包惠僧回忆说:
  “我同毛泽东是在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时才见面。在见面以前,我在武汉临时支部负责时曾为工作的联系通过信。在第一次代表会议中我对他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如果要说话即是沉着而有力量。”
  7月30日晚上7时,一大第6次会议仍然在李汉俊家客厅里召开,负责在楼下照看门户的王会悟,突然发现来了可疑的来访者,她立即到会场报告了这一情况。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警惕性很高,从座位上一跃而起,以手击桌说道:
  “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头离开。”
  马林说完,即与尼克尔斯基先行离开了客厅,除了李汉俊和陈公博外,其他各位代表也随之散去。
  几分钟后,客厅里果然闯进来了9个人:有1个人是法国巡总,有两个人是法国侦探,有两个人是中国侦探,有1个人是法国兵,还有3个人是翻译。巡总厉声问:
  “你们为什么开会?”
  李汉俊和陈公博说,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聚会叙谈。
  “那两个教授是哪国人?”
  “英国人。”
  这位巡总还是不放心,他立即下令搜查,侦探们和法国兵足足搜查了半个钟头,也没有找到什么东西。值得庆幸的是,慌乱之中有人塞进抽屉里的一张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竟然没有被他们发现。
  再说代表们先后从李汉俊家里出来后,来到了法租界老渔阳2号陈独秀家,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和女儿陈子美、小儿子陈鹤年接待了他们。
  晚10点,张国焘让包惠僧去李家探视情况,这才知道明天的会议不能在那里继续开了。于是,大家商量决定,暂时休会几天。
  1921年8月4日,代表们商量选择新的会址,王会悟建议说:
  “如果在上海找不到合适的地点,可以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去开。南湖风景优美,我可以雇一只大画船,一面游湖,一面开会。”
  大家都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李达就让王会悟当晚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火车班次。
  8月5日早上,王会悟为安排会务,她与董必武、何叔衡先行出发。陈公博借口和他来度蜜月的夫人李励庄很害怕,他们夫妻二人乘坐火车去了杭州西湖、灵隐寺游玩去了。李汉俊和2位国际代表也没有去嘉兴参加会议。
  在毛泽东建议下,萧子升同他一起,与其他几位代表乘坐第二次班车,于上午8点钟到达嘉兴,在张家弄鸳湖旅馆落脚。毛泽东和萧子升同住一个房间,他仍然力劝萧子升参加会议,萧子升没有同意。
  上午9点多钟,代表们离开旅馆去南湖,在租来的一条16米长的游船上,品尝着南湖的鱼,继续开会。王会悟还为代表们准备了一副麻将牌,以打牌为掩护。
  代表们经过充分讨论,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二个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
  《中国共产党关于奋斗目标的决议案》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每个月向莫斯科的总部汇报一次。规定党的纲领是:
  “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到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时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
  《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组织工会,发展工人运动。
  大会最后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为中央局委员,中央局候补委员为周佛海、李汉俊、刘仁静,由他们组成临时中央局。
  陈独秀为临时中央局书记;李达为临时中央局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为临时中央局组织部主任。
  下午6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全部议程完毕,宣告会议闭幕。代表们乘坐晚间火车回到上海。
  后来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演讲《论持久战》时,第一次明确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又正当抗战的一周年。”由前边所述,我们已经知道了7月1日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的确切日期,但毛泽东此言一出,中国共产党从1938年开始,就把每年的7月1日,当作了自己的诞辰纪念日。这可能是毛泽东从传统的规定节日习惯出发而提出的意见,7月1日不但好记,也确实符合传统的习俗。
  毛泽东和萧子升回到住处,与萧子升睡在一起,他热得满身是汗,没有洗澡。
  “代表们大多都不错。”毛泽东激动地用长沙老乡之间谈话的口吻对萧子升说,他似乎正在思考着他所要进入的更广阔的世界:“有些人还受过很好的教育,懂日语和英语。假如我们努力奋斗,再过三五十年,共产党就有可能统治中国。”
  第二天,毛泽东和萧子升就分手了。萧子升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和毛泽东经常讨论社会主义问题,彼此虽都以老朋友真诚相待,都希望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可是越谈越谈不下去,以至谈崩。在争论各自选择道路的时候,有时竟夜长谈,忘记睡觉。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时候,都很伤心,甚至潸然泪下。但是,我们都以友情为重,谁也没有出口伤人。”
  后来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同斯诺谈话时,说到了萧子升的结局,他说:
  “和我一同游学的萧瑜这个家伙,后来在南京易培基手下当国民党的官。易培基原来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大官,他给萧瑜谋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管理的职位。可是萧瑜却盗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珍贵的文物,于1934年卷款潜逃。”
  这都是后话,再说在1921年8月,毛泽东与何叔衡从上海回到长沙,立即开始了筹建中共湖南地方组织的工作。据易礼容回忆说:
  毛泽东回到长沙后,先去潮宗街文化书社找到易礼容。毛泽东看到社里人多,谈话不方便,就把易礼容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毛泽东说要成立共产党,易礼容说:
  “我听说俄国1917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3000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是要死30个人,救70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
  毛泽东说:
  “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
  易礼容说:
  “瓜熟蒂落,就干吧。”
  此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彭平之、陈子博、易礼容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组织湖南共产党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和研究,这是毛泽东在建党活动中的一个重大特点。
  此时,长沙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仍然是毛泽东的公开身份。他在这个学校里,认识了也在这里教英文的周谷城。说起来,周谷城比毛泽东小5岁,在五四运动前,他俩还都在长沙读书,一个在省立一师,一个在省立一中,虽然不同校,却有着杨怀中、徐特立等几位共同的老师。
  毛泽东多次在一师演讲,动员师生们参加国民革命。周谷城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毛泽东在夏曦的陪同下,一双赤足穿着草鞋,裤管卷到膝盖以上,在一师大礼堂的讲台上运用手势,以生动的比喻向工农群众和师生们讲阶级斗争的道理,毛泽东说:
  “阶级斗争,是没有妥协没有中立的余地的。比如一条大河,你在里面游泳,老不靠岸,既不爬上这一边,也不爬上那一边,终究是要被水淹死的。在阶级斗争中,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没有中立的余地。要么站在资产阶级一边,要么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而站在资产阶级一边,终究是要被无产阶级消灭的。”
  现在,毛泽东与周谷城同住在一个学校里,又同是教师,而且均对对方有好感,所以便时常交往走动,过从甚密。毛泽东常常是晚饭后来到周谷城住处,两人促膝长谈,每每深夜方止。有一次,毛泽东看见周谷城的书架上有本英文版的《资本论》第3卷,他很感兴趣,拿起来翻了翻,半开玩笑地说:
  “你看这些书,不怕惹麻烦吗?”
  周谷城愣了一下,坦率地说:
  “我看该不会惹什么麻烦吧。”
  从此,毛泽东对周谷城刮目相看,他时时从自己那里拿来一些共产主义的小册子,送给周谷城看。
  毛泽东在被聘为第一师范第22班国文教员后,他就推荐由何叔衡来接任他为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
  毛泽东在一师校务会议上,提出学生自治会的代表可以参加校务会议,学校的经济要公开,不要开除学生。他的这些意见获得了校务会议的通过。
  是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开始选择地址,筹措经费,创办自修大学,以加强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并掩护党组织的活动。他们在船山学社社长仇鳌和船山中学校长贺民范的支持下,促使省政府同意他们利用长沙小吴门正街船山学社社址和每月400块银元的经费来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杨开慧参加了该校的筹建工作,并利用自己担任学联干事的身份,筹集经费。自修大学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起到了培养干部的作用。
  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全国创办的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培养新型干部的学校。也可以说,湖南自修大学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所最早的“党校”。
  毛泽东对中国的旧式学校在学生时代就深恶痛绝。早在1902年前后,中国开始废除书院,兴办学校,到辛亥革命后,中国学校教育主要是模仿日本的教育方式,其最大的问题是课程多,学生负担重,管理不善,束缚学生思想。1915年毛泽东在给黎锦熙的信中,就表示了对束缚学生意志的旧式学校的不满。所以,他很早就想对旧式教育制度进行“去弊取利”的改革,创办一所新型的学校。
  毛泽东为使自修大学体现新的办学思想,他在1921年8月中旬起草了著名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
  《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在8月16日湖南《大公报》上发表。毛泽东在大纲第一章“宗旨及定名”中明确地写道:
  “本大学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由湖南船山学社创设,定名‘湖南自修大学’。”
  此后,毛泽东又起草了让人读起来很有兴味的《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他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写道:
  “从前求学的地方在书院,书院废而为学校,世人便争毁书院,争誉学校。其实,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所谓书院可毁,在他们研究的内容不对。书院研究的内容,就是‘八股’等等干禄之具,这些只是一种玩物,哪能算得上正当的学问;就这一点论,我们可以说书院不对的很!”
  但书院也有好处:“一是师生的感情甚笃;二来,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三来,课程简而研究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自得。故从‘研究的形式’一点说,书院比学校实在优胜得多。
  但是,现代学校有一特长,就是他‘研究的内容’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这一点则是书院所不及学校的。”
  “现代学校的第一坏处,是师生间没有感情,先生抱一个金钱主义,学生抱一个文凭主义,‘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什么施教受教,不过是一种商行行为罢了!”
  “学校的第二坏处,是用一种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人的资性各不相同,高才低能,悟解迥别,学校则全不管这些,只晓得用一种同样的东西,去灌给你吃。”“自有划一的教授,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性。自有机械的管理,而学生无完全的人格。这是学校最大的缺点。”
  “学校第三坏处,是钟点过多,课程过繁。终日埋头于上课,几不知上课以外还有天地,学生往往神昏意怠,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我们的国文先生那么顽固。满嘴里‘诗云’、‘子曰’,究底却是一字不通。他们不知道现今已到了20世纪,还迫着我们行‘古礼’、守‘古法’。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的臭文章,迫着向我们脑子里灌。”“总的坏根,在使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
  毛泽东对传统教育强烈不满,他便创造出“学阀”一词,这是从“军阀”一词套用而来的。他在宣言中写道:
  “学阀冷酷无情,用学问做交易,只知给学生灌输知识,并要学生的酒喝。”
  人类为尊重人格,不应该说谁“管理”谁,学校乃袭专制皇帝的余威,蔑视学生的人格,公然将学生“管理”起来。
  毛泽东在《宣言》中还指出了学校和书院共存的3个弊端:
  一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均有极严峻的程限,不及程限的不能入学,固不待言;实及了而偶不及,即有本为优才,经入学考试而见遗的,便从此绝其向学的路。现在,确实有好些有志青年,没有得到求学的机会,实在可叹可惜!”
  二是“书院和官式大学,将学术看得太神秘了,认为只有少数特殊人可以来学,多数平民则为天然的不能参与,从此学术为少数‘学阀’所专,与平民社会隔离愈远,酿成一种知识阶级奴使平民阶级的怪剧。”
  三是“书院非赤贫的人所能入,官式大学更非阔家不行。欲在官式大学里毕一个业,非千余元乃至两千元不可,无钱的人之于大学,乃真‘野猫子想吃天鹅肉’了。”
  既然各有利弊,就应该作改进之图。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上明确地写道:
  “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是一个“取其利去其弊”的新式学校。“自修大学之所以为一种新制,就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
  “一则除住校学生,因房屋关系须稍示限制外,校外学生则诸凡有志向学以上均可入学。二则看学问如粗茶淡饭,肚子饿了拿来就吃,打破学术秘密,务使公开,每人都可取得一份。三则自修大学在现在这‘金钱就是生命’的时代,固不能使所谓‘无产阶级’的人,人人都有机会得到一份高深学问,但心里则务必使他趋向‘不须多钱可以求学’的路上去。自修大学的学生可以到校里来研究,也可以就在自己的家里研究,也可以就在各种店铺里、团体里和公事的机关里研究,比较官式大学便利得多,花费也就自然少了。”
  毛泽东在宣言中强调说:
  “自修大学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湔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
  湖南自修大学于1921年8月成立了领导机构,由贺民范挂名为校长,由毛泽东担任自修大学教务长,实际负责一切事务。毛泽东请仇鳌为自修大学题写了校名。
  自修大学招收学员极为慎重。毛泽东在《湖南自修大学入学须知》中明确写道:
  “我们求学不是没有目的的,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我们不愿意我们同学中有一个‘少爷’或‘小姐’,也不愿有一个麻木或糊涂的人。因此,对于一个新同学入校,取比较慎重的态度。”
  为此,学员在入校前,先要以通讯的方式答复以下问题:
  (1)以前进过什么学校?做过什么事?家庭和个人的经济情形怎样?(2)要研究哪几科?为什么要研究这几科?(3)以前学过什么学科?(4)愿来研究几个学期?以后再作什么办法?(5)对于人生观的主张。(6)对于社会的批评。
  “凡要入学的,须将上列6项,用通信方法详细写出,寄交本校学生会总书记转交学长评阅,再行当面接洽决定。”
  这正是:开天辟地一声雷,纪元新开战鼓催。
      革命尚需有后辈,我办大学育蓓蕾。
  欲知湖南自修大学能否创办成功,请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起草的《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及《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既是一种人性化、科学化的新式教育宣言,同时也是对“现代教育”的再次严正挑战。凡是学有所得的人们都知道自学的重要性,而那些学有所成的人,他们的成就也不都是靠老师灌输出来的。中国有句老话,“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人性化教育,个性化教育,早已成为世界教育界人士的共识。可是在我们当今的教育界,这种现代化的教育模式,就是“千呼万唤”不出来,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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