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23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23章

  “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



  话说在1922年4月,自修大学校长贺民范已经辞职,校长一职由毛泽东接任,自此,他的工作更繁忙了。
  4月间,毛泽东同夏曦、彭平之由长沙到常宁水口山,了解铅锌矿工人情况。
  4月底,毛泽东又在夏曦、彭平之陪同下,第二次来到青年运动发展较好的衡阳,到衡阳三师了解建党建团情况。
  第三师范学生蒋先云等在该校组织进步团体“心社”,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毛泽东在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联络蒋先云等进步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夏曦在湖南三师召集进步学生骨干会议。在衡阳三师读书的张际春1964年写的《伟大的启蒙和教诲》中说:
  “1922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请毛先生向我们作学术演讲。他先用粉笔在黑板上书写了‘社会主义’字样的题目。说许多青年同学们希望在改造社会方面做些事情,但是要改造社会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远大的理想,有了这种理想,然后才能够坚定地为实现这种理想奋斗,才能够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4月29日,毛泽东在第三师范风雨操场上,给衡阳各校上千名师生作了长达两个小时的以《社会主义》为题的演讲。他说:
  “社会主义是最好最正确的理想。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只有马克思派的科学社会主义,才能够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这才是最好的从根本上改变剥削制度的理想。”
  1922年5月1日,毛泽东在衡阳学联参加“五一”节纪念大会,并对衡阳党团员骨干和进步师生,作了关于马克思生平的演说。鼓励大家继承马克思的伟大事业。就在这一天,社会主义青年团衡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共有团员47人。
  毛泽东在1922年5月1日这一天,利用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时机,在湖南《大公报》发表《更宜注意的问题》一文。
  毛泽东在此文中针对赵恒惕在1922年1月颁布的《湖南宪法》中不承认8小时工作制及3月改选省议会、“民选省长”的丑剧,提出了“自治省的湖南”,更应注意劳工的3件事,即:“一、劳工的生存权,二、劳工的劳动权,三、劳工的劳动全收权”。
  他提醒人们不要对省宪法抱有幻想。毛泽东在此文中写道:
  “‘五一’这个纪念是8小时工制运动的纪念。这种运动的目的在缩短工作时间以求娱乐教育,这是‘能生存’而且‘得事业’的人的要求,能生存而且得事业的人自然应该进而要求8小时工作制。至于那些不能生存的人失业的人,问题则在如何使之生存与得业,在现实的湖南我愿大家别注重在这里。省宪法虽然冠冕堂皇,可惜全没有涉及这几点!美其名曰全民政治,实际上抛弃了至少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工!但这些问题是已经有了的,而且是必须解决的,无论大家怎样不注意,这些问题有一日必然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鉴不远’,俄罗斯的资本阶级贵族阶级就是个榜样,他们现在是已经后悔不及了!”
  5月1日,全国第一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开幕的这一天,李立三等人在安源经过两三个月的工作,他们随着工人们政治觉悟的提高,筹备了安源工人统一的组织——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先后3次召开了筹备会,由李立三、朱少连等10人,联名呈请萍乡县立案,取得了合法地位,正式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选举李立三为主任,朱少连为副主任。自此,俱乐部成了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指挥部。
  五一这一天,安源路矿俱乐部宣布成立后举行了游行,大量散发传单,宣传工人俱乐部成立的意义。晚间,俱乐部又召开了游艺大会,演出新剧,以示祝贺。
  毛泽东回到长沙得知这个消息后,为安源工人阶级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的崛起,感到无限的喜悦。他后来又派蒋先云去安源参加俱乐部的领导工作。
  5月5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召开马克思诞生104周年讲演大会,到会1000余人,毛泽东在会上先后作了《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和中国》的演说。
  这一天晚上,毛泽建正在清水塘22号的家里阅读毛泽东在五一前水口山铅锌矿之行所写的调查报告:这是一部矿山工人的血泪史。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里,详细记述了水口山铅锌矿成千上万的工人,在资本家的剥削下,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工人们终日在井下拼命地干活,不仅生命没有保障,工资也少得可怜,难以养活一家老小。有一次,工头硬逼着工人在一个岩石松裂的坑道内,搭起台子,站在台子上凿岩石。突然,一块巨石轰然掉下来,当场把来不及躲闪的7名工人活活压死在石块下。工友们悲痛欲绝,从碎石中把受难工友的骨肉,一点点捡出来,用草纸包好。
  遇难工友的家属们,手捧亲人的骨肉,呼天抢地,痛不欲生。可狠毒的资本家不但不给抚恤金,反而把他们统统赶出了矿区。一时间,无家可归的孤儿寡母们流落街头,靠乞讨生活。
  毛泽建读到这里,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失声痛哭起来,泪水粘湿了衣襟。毛泽东看着泪流满面的妹妹,就开导她说:
  “哭有什么用呢?眼泪救不了工人,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
  “不革命就没有别的路可走!”毛泽建把三哥的话牢牢地记在心里。她开始学会独立思考了,终于懂得了现在学习就是为了以后干革命,为了以后投身于解放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的道理。从此,毛泽建的学习劲头更足了,经常学到深夜。因为她知道,现在多学习一点知识,将来的本事就大一点,就能解救更多的劳苦大众。
  5月间,在毛泽东的帮助和指导下,省立三师的“心社”成员转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师支部。其中的骨干分子被吸收入党,蒋先云、黄静源、唐朝英、蒋啸青4人最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以黄静源为组长的中共衡阳支部。
  至此,毛泽东和中共湖南支部在长沙、安源、衡阳建立了3个党支部,有党员30余人。
  5月中旬,毛泽东第4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毛泽东听李立三汇报说:安源工人在“五一”这一天高呼口号,冒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他不时地点头,高兴地说:
  “很好,很好!工人们发动起来了!觉悟也提高了!”
  毛泽东问起五一游行时喊了一些什么口号,当他听说有“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一口号时,就告诫大家说:
  “我们党暂时还不能公开。不要急着把共产党的旗子打出去,要注意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防止过早暴露党的组织。对敌斗争要胆大心细,有勇有谋。我们共产党员不怕流血,但是,血要流得有价值。共产党如今没有公开,你们急急忙忙地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我们开始做工作,一定要稳当,好比造房子,现在才打墙脚,还没有砌墙架屋。等到房梁搭好,安上了玻璃,油漆了,那时就把门大大地打开。现在,要紧的是,先把大家组织起来。”
  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注意斗争策略,千方百计地为工人说话办事。路矿两局几个月拖欠工人几成工资不发,工人不满情绪迅速增长。正在此时,从湖北汉阳钢铁厂传来了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罢工取得了胜利的消息。“俱乐部乘此时机,即向工友明白宣告:‘俱乐部之宗旨,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轻工人的压迫与痛苦’,群众为之大动。”
  此时的路矿当局逐渐察觉到俱乐部含有“其它作用”,企图解散俱乐部,驱除其领导人。他们散布谣言说,工人俱乐部是“乱党”组织,应该立即解散;还扬言要赶朱少连出境,威胁蒋先云,如不速离矿山,将有杀身之祸。“哪知朱少连等人强硬异常,不为所动,且切实声明‘秉正大光明之宗旨,做正大光明之事业,死也不怕!’”
  俱乐部就路矿当局的恐吓及汉阳铁厂罢工胜利事件,每日分几处演讲,日夜向工人宣传,前来听演讲的人一天比一天增加,加入俱乐部的人,每天有数十人之多。
  是年5月,粤汉铁路武长段武昌徐家棚、长沙新河站分别成立了工人俱乐部。
  是年5月,李达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
  5月下旬,湖南省立第三女师学生与学校当局进行了一场尖锐地斗争,毛泽东和李达亲自到学校了解斗争情况,给予指导。
  5月底,按照中共临时中央的规定,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后来又增补郭亮为委员。
  湘区委机关就设在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毛泽东的家里。
  此一时期,毛泽东按照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的指示,把中共湘区执委会的工作重点放在了团组织的改组问题上。
  在毛泽东及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安源、平江、岳州、宁乡、安化、益阳、湘乡及铜官、新河等地,均建立了团组织。
  1922年6月7日,毛泽东给团中央的张秋人写了一封信:
  秋人兄:
  你说寄来通告两号,我只接到第1号,请你快将第2号补来。细则收到了,先报第8期亦到。此间改组事两周内可办妥,容再报。衡阳S·Y现有50余人,都是好的。书记是秦北平,通信由‘衡阳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转交’。大会议决之纲领、章程及其它要案,除已在《先驱》登载外,宜速印成小册,寄长沙千份,以便应用,至要至要!盼复。前给你几信均未见复。何故?
                      弟 子任
  6月12日,丁默村在长沙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的帮助下,在常德地区也建立了团组织,有团员35人。
  青年团员丁默村是受5月5日至10日青年团广州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的团中央书记施存统的派遣,回到家乡常德地区进行发动工作的。
  6月13日,毛泽东写信给团中央张秋人说: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第1、第3、第4、第5号通告及调查表400份均收到。此间正改组,详容后报。纲领、章程、议案等,请速印小册子寄来。”
  毛泽东在6月15日致信团中央张秋人说:
  “常德S·Y已经成立,书记蒋希清,通信处常德第二师范,以后印件、通告等请直接寄送。”
  6月17日,毛泽东根据团中央1号通告精神,在长沙主持召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团员大会,“依照新章程表决《执行委员会细则》,改组执行委员会。
  大会通过了执行委员会细则;选举新的执委会委员3人,毛泽东连任书记,李立三任组织部主任,罗君强(后为汉奸)任宣传部主任。
  执委会下设7个委员会,由执委会委派王梁、李立三(兼)、易礼容、毓明、王萼、李六如、陈子博,分别担任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政治宣传、非宗教特别运动这7个委员会的委员长。
  6月20日,毛泽东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局书记施存统写了一封信,报告了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改组情况。毛泽东在信中说:
  “(一)1、3、4、5号通告均收到,即遵第1号通告于6月17日开大会改组。”“(二)此间团员以毛泽东、李六如二人年龄虽过二十八岁,然须要其办事,援章程附文第二项由到会人数全体表决推为职员,兹特呈请中局同意,乞示复。(三)长沙团执行委员会细则12条经大会表决,依章程第13条之规定呈请中央局认可,乞示复。”
  毛泽东根据实际工作的经验,在信中还向中央局提出两条重要建议,他写道:
  “此间执行委员会今日开会,对于章程第6条,3人以上小团体书记,或10人以上小团体干事会职员之任期为3个月,认为过促,难以收效,拟请变通此点,改任期3个月为6个月,可否,乞示复。”
  “请中局从速将全国各省分区(湘是第几区?),并委任一地方团,为该区临时执行委员会,至正式执行委员会成立为止,以便在短期能多促成几个地方团,而从速组织正式区执行委员会”。
  毛泽东还在信中通报说:
  “衡州、常德两地方团成立。衡州通讯处:衡州第三师范贩卖部赵枬(书记);常德通讯处:常德第2师范蒋希清(书记)。萍乡、醴陵两地方团和各县小分团正在组织,拟九月内召集各地方团代表会议”。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团中央明确长沙团执行委员会代行湘区团执行委员会职权,领导湘区各地方团的工作。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住所清水塘22号,成了领导湖南省工人运动的机关。此时毛泽东除了担任中共湘区委员会的书记外,还兼任了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区执行委员会的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他深入工厂矿山,发动工人,组织罢工;来往于自修大学、文化书社等地,与骨干接头,派出党的干部,到外地发展党、团组织,由于日夜操劳,身体更加消瘦了。
  杨开慧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只有拼命的工作,分担毛泽东肩上的担子。她一面照料毛泽东的生活,一面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每天从清早起来,杨开慧就忙个不停。她着一身普通妇女的装束,带着一包书,或一包衣物,将机密文件夹在里面,进入城东小吴门,坦然穿梭于文化书社、船山学社、青年图书馆等,秘密联络点之间,传送文件和指示,收集社会动态和各种情报,接待川流不息前来联系的同志。晚上她或是在室外巡查,为来清水堂秘密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或者选阅报刊,查找资料,誉写文稿。被毛泽东誉为“好秘书”。
  毛泽东经常工作到深夜。杨开慧便每夜留下些饭菜,盖上一层辣椒菜,半夜起床守着他吃。天冷了,她就在睡前先替毛泽东弄好取暖的汤婆子;半夜她也会轻轻起来给他加炭添水,或是再往他的肩头披上一件棉衣,像一片轻柔的云,缭绕在陋室里,充满了温馨。正所谓:红袖添香夜读书,柔情蜜意革命家。
  由于来往需要接待的革命同志很多,而毛泽东的经济收入有限,杨开慧不得不经常从母亲那里,挖点陈年积蓄来贴补家用。
  沉重的家务和繁忙的事务,并没有压垮杨开慧。相反,她倒觉得很幸福,忙得有意义,累得有价值,因为革命的事业激励着她,毛泽东的信赖鼓舞着她。毕竟,她是和自己心爱的丈夫,为了同一个理想而并肩奋斗。
  此时的许志行在长沙已经读了一年多的书,他本想报考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可湖南省立师范学校是完全免费的,只收本省人;许志行要升入别的中学,费用又无法解决。毛泽东就同许志行商量,帮助他回浙江报考免费的浙江省立师范学校。
  许志行离开长沙时,到清水塘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鼓励他说:
  “以后升学去,要格外努力。读书之暇,对于社会事业也得关心关心。不曾尝过苦痛的人生,简直没有价值!美满的人生,是战胜苦痛的结果!”
  “一年多来,累你不少。”
  许志行低着头强忍着眼泪歉意地说。
  “没什么,你不要这样。”毛泽东一边安慰他,一边把他送到门口,看了看身边的两个弟弟,又交代他说:“路上小心。让泽民、泽覃送送你吧。到了浙江,考取学校后,就写信来……”
  这年暑假,许志行考入了设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膳免费,书籍费和零用费用则大部分由毛泽东接济。此是后事。
  且说1922年7月,毛泽东本来准备参加中共“二大”,可是,他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就没能出席。
  中共“二大”是在7月16日至22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有陈独秀、张国焘、李达、蔡和森、向警予、谭平山、李震瀛、杨明斋、王尽美、施存统、许白昊、罗章龙,共计12人。在这12个人中,只有张国焘、李达、王尽美3个人是参加过一大的代表。
  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等一系列决议;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蔡和森、向警予是在21年10月从法国留学回国的。不久,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蔡和森在二大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和中央机关报《向导》主编。
  二大结束后,陈独秀接见了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少奇,陈独秀要刘少奇回湖南工作,并嘱咐他将中共二大的文件带给毛泽东。
  7月间,刘少奇来到清水塘22号毛泽东的住处,向他心仪已久却未曾谋面的毛泽东报到。
  刘少奇,湖南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人,1920年入团。1921年,在毛泽东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的安排下,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参加共产党。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他笑着说:
  “少奇同志,我们还是老乡哩,虽然不归一个县衙门管,但按炭子冲和韶山冲之间的路程算来,相距也不过七八十里路吧。”
  刘少奇也笑着说:
  “是的,我们还是很有缘分的。当年我去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还是你和我们宁乡籍老师何叔衡发起创办的俄罗斯研究会办理的呢。”
  毛泽东问起刘少奇的家庭情况,这才知道他是因为不满家庭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求学而参加革命的,至今还是单身一人。
  自此,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员会决定:增补刘少奇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李立三等人一起负责工人运动。
  是年7月,长沙泥木工人向工头提出要求增加工资,甲工每天银元3角4分,乙工2角6分,结果遭到了工头的拒绝。
  此时,毛泽东、易礼容正在帮助泥木工人组织工会。毛泽东领着一批人在晚饭时分冲进有钱的工头家里,让工人们看看两者在饭食上的差别。
  毛泽东通过任树德、朱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发动泥木工人,建立基层组织“十人团”。他在领导手工业工人的斗争中,先后吸收了任树德、张汉藩、朱有富、杨福涛、萧石月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泥木工人中建立了党支部。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湘区执委委员郭亮在岳州建立了党小组,在铜官建立了党支部。黄静源也在株州站建立了党支部。
  此时的毛泽东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为了配合工人运动,开展劳动立法运动。
  原来在1922年,政治形势出现了对于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有利条件。4月29日,爆发了直奉战争。5月初,奉系军阀失败,撤回关外。直系军阀掌握了北京中央政权。直系军阀为巩固其地位,高唱“法统重光”,大搞所谓重开国会、制定宪法,进行欺骗活动。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号召全国各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正如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上说:
  “其实这些猪仔议员,哪里能够抵制什么宪法!但他们既已进行,那么,我们就不能不利用,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乘时号召全国工会举行劳动立法运动。”
  是年6月15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把劳动立法作为党“目前奋斗的目标”之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贯彻中央决定,于1922年8月向全国各地工会发出开展劳动立法运动的通告。“通告”指出:“近年国会制定新宪法运动,进行颇速。但对于劳动立法之制定,尚未闻有提倡者,幸吾劳动界之奋斗精神与组织能力,尚能坚持不渝,此吾人所可庆幸者。惟吾等之自由屡受他人侵害,正式劳动工会始终未为法律所承认,同盟罢工屡为军警所干涉。凡此种种,均缘法律尚未承认劳动者有此种权利之故也。倘能乘此制宪运动之机会,将劳动者应有之权利以宪法规定之,则将来万事均易进行矣。望贵团体从速开会讨论,将其结果报告本部,并祈通电国务院及全国工商学各界,以增吾劳动界之声势。”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拟就了劳动立法原则和劳动大纲,作为这次运动的指导原则和斗争纲领。劳动立法原则有:
  (一)保障政治上自由,(二)改良经济生活;(三)参加劳动管理;(四)劳动补习学校。
  劳动立法大纲要求政府承认工人有集会结社权、同盟罢工权、缔结团体契约权、国际联合权、八小时工作量、保障工人最低工资、保护妇女和童工、劳动保险、给予工人休息及受教育权等19条。
  毛泽东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的通知后,积极参与领导劳动立法运动,并同总部负责人邓中夏以及上海、武汉、广东、北京负责人联名向众议院递呈“请愿书”及劳动法案大纲19条,要求众议院采纳通过,在宪法内将19条予以规定。并要求取消“暂行新警律”第224条“罢工搔扰罪”及“治安警察条例”。
  毛泽东等还将“请愿书”和劳动法大纲19条发表在湖南《大公报》上。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为贯彻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在杭州西湖召开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执行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还有马林和翻译张太雷。
  原来,马林在中共“一大”后,在上海会见了国民党人张继,后来又在张太雷的陪同下,于21年12月23日在桂林同孙中山讨论了共产党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可能性。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3条建议:1、建立一个能够联合各阶层,尤其是联合工农群众的党;2、建立革命的武装核心,应先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3、与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对马林的建议很欣赏,但他提出与共产党合作,只能是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马林回到上海后,向中共提出这一建议,遭到中共的反对。1922年1月下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邀请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的代表39人参加会议。中共代表是:张国焘、瞿秋白、高君宇、王尽美、邓恩铭;国民党代表是张秋白、王乐平。列宁带病接见了张国焘、王尽美、邓恩铭、张秋白和中国工人代表邓培,提出了“国共两党是否可以合作”的问题。张国焘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局汇报了会议的情况,中央局仍然反对同国民党合作。
  马林坚持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比较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有可能将其改造成为领导国民革命的大党。1922年4月24日,马林离开上海,于7月回到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建议,获得共产国际的批准。马林于8月回到中国,中共中央这才召开了西湖特别会议。
  参加西湖特别会议的5名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一致反对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提议。马林非常恼火,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
  陈独秀、李大钊等5名中央执委迫于共产国际的压力,只好讨论了同国民党联合的形式问题,提出了取消加入国民党时打手模和向孙中山宣誓等封建主义的形式。会议最后决定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合作。至此,国共合作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头等大事。
  西湖会议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为首的一批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陆续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再说在1922年8月底,岳州成立了工人俱乐部,共产党员郭亮任秘书。
  粤汉铁路湖北段局长王世育鉴于全国罢工浪潮和粤汉铁路过去的罢工,深感工人组织起来后的巨大威胁,千方百计破坏工人运动。他暗地指使行车监工张荣恩、翻译苗凤鸣纠集一伙流氓,百般刁难工人,无故向工人挑衅。
  有一次,张荣恩、苗凤鸣因敲诈工人未遂,给工人强加罪名。工人们忿忿不平。郭亮认为组织罢工的时机成熟,他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同意郭亮的估计,立即派何叔衡前往武汉,与湖北党组织负责人林育南等人联系,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共同领导这次罢工。
  1922年9月2日,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和武汉分部以粤汉铁路全部工人名义致电北京交通部,要求在3日内查办张荣恩、苗凤鸣二人,北京交通部却不予答复。
  此时,也就是在1922年9月,毛泽东还帮助长沙铅印工人300多人成立了铅印活版工会,他自己兼任工会秘书。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9月初长沙泥木工人“十人团”已经发展到108个,会员1000余人。毛泽东同任树德等人一起,也开始筹备组织泥木行业工人自己的工会。
  9月5日,长沙泥木工人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李立三、刘少奇作为来宾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长沙泥木工会章程》,这个《长沙泥木工会章程》的内容共有18条。章程规定泥木工会的宗旨是:“改善工人生活,拥护工人权利。”其主要工作是:创办补习学校、消费合作社、卫生保险、失业救济。
  《长沙泥木工会章程》还规定了工会的基本组织。
  大会选举任树德、仇寿松等41人为工会委员,任树德为工会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派中共湘区委员会干部易礼容担任驻会秘书。
  9月6日,毛泽东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长沙土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工友协进社、长沙理发工会、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举行劳动立法运动大会,组织湖南各公团联合会。毛泽东被选为联合会的总干事。
  大会以各工会、各公团的名义,致电北京参众两院,要求从速通过劳动法案大纲19条。通电告诫议员们:
  假若劳动法案不能通过,则“诸君不啻自绝于民众,我全国劳动者不得不奋其神圣之威权,起为一致之团结,为自由而战,为生存而战,为取得应有之权利而战。”
  湖南分部为了扩大影响,还将电文发送给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汉口《江声日报》、湖南《大公报》、《民治日报》等报刊,请它们转往全国各报馆、各工会、各团体;请报界、工界和社会各界“力支公道,大加赞助”。
  再说9月6日,由武昌分部林育南领导的徐家棚工人俱乐部和岳州、长沙、新河、株萍4处的俱乐部,成立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他们向路局提出查办张荣恩、苗凤鸣,不得无故处罚和开除工人,减轻剥削,增加工资等8条要求。
  9月9日,在毛泽东、林育南、郭亮领导下,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3000多工人开始罢工,列车立即像死蛇一样躺在铁轨上,锅炉熄火,工厂停工了。
  俱乐部联合会明确提了罢工的目的是解除压迫,维护团体,改良生活,增高人格。他们号召广大工人“为我们切身利益而奋斗”,“不达目的,誓死不止”,请求社会各界给以切实的援助。
  毛泽东特意安排其它工会和其它城市的工会,给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罢工工人们发来了支援罢工的声援电报。
  罢工工人为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敌人,把罢工斗争锋芒指向湖北段铁路局和盘踞在湖北的军阀萧耀南。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新河工人俱乐部呈文赵恒惕,“说明罢工原意”,声明在湖南境内除客车、煤车停驶以外,“军事专车,仍照常开驶,请其勿来干涉”。从而使湖南军阀赵恒锡在这次罢工中,从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中立。
  也就在粤汉铁路组织罢工的1922年9月初,毛泽东第5次来到安源。此时,李立三已经去了长沙,毛泽东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安源党组织和俱乐部的负责人,开会分析了安源的斗争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安源罢工的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急需发展工人俱乐部会员,作为罢工准备。接着,毛泽东又在牛角坡1间小平房里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了罢工方案。毛泽东对罢工作了全面部署,他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求大力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安源路矿当局。
  这时候前有汉治萍公司的汉阳铁厂工人罢工胜利,后有粤汉铁路罢工风潮兴起,极大地鼓舞了安源工人。毛泽东又提出了“工人万岁”的口号,群众为之振奋,纷纷加入俱乐部,会员增加到700余人。
  毛泽东离开安源前,为加强罢工的领导力量,给不在安源的李立三写信,要他迅速回安源领导俱乐部的工作;进一步说明“哀兵必胜”的道理,指出一定要以“哀而动人”的口号,争取社会的同情,鼓励全体工人做义无反顾的斗争。李立三接到毛泽东的信后,立即于9月10日前赶回了安源。
  这边安源罢工即将发动,那边粤汉铁路罢工却出现了惊天血案:
  9月10日晚,王世育唆使部分没有觉悟的工人接手开车,并勾结已经控制住汉口的军阀萧耀南,从汉口派来军警到岳州,武装押运,镇压工人。
  郭亮当即率领罢工工人在岳州进行了卧轨斗争,工人损失惨重,鲜血染红了铁轨。
  毛泽东得到岳州惨案的消息后,即派何叔衡速赴武汉,找到湖北党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共商营救被捕工人和如何把罢工进行到底的问题。他自己也迅速赶往新河车站继续组织工人进行斗争。
  9月13日,新河工人俱乐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召开工人大会,请岳州工人代表报告罢工工人卧轨截车的英雄事迹,控诉军阀惨杀工人的罪行。“报告毕,工人们莫不切齿痛恨,当即一致议决,坚持到底,不达目的不休”。新河工人俱乐部派出3个代表到武昌徐家棚协助林育南工作。
  9月13日这一天,长沙工人、工会两个俱乐部亦在总工会召开职员联席会议,议决援助办法,并在湖南《大公报》、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援助粤汉路工人的通电。
  工友励进社也召开职员会议,议决援助粤汉路罢工。
  这正是:粤汉铁路大罢工,血肉阻车亦英雄。
      唤起工友千千万,前赴后继斗元凶。
  欲知粤汉铁路罢工能否坚持下去,且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在中共西湖特别会议以前,中共中央局就反对马林提出的中共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在西湖会议上,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又一致反对中共加入国民党。马林所说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比较幼稚,无力单独进行民族民主革命”,本身就是把苏联革命的经验照搬到了中国。应该说,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意见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共完全可以走另一条路,可以与孙中山搞联盟,可以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一致对敌,正像毛泽东后来所做的那样,也许中国革命的胜利会更早一些。马林以“中国共产党是否服从共产国际的决议”相要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只好服从了。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党的关系一开始就摆错了位置,苏联党完全是以老子党自居,颐指气使,老子天下第一!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给予中国以巨大的影响自然不能否认,但后来的苏联党同时也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灾难,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君不信,请往下看,便知笔者所言不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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