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倚天抽剑---第24章

第二卷:倚天抽剑---第24章

  “在罢工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争,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话说1922年9月11日,毛泽东派刘少奇、黄静源、毛泽民到安源协助李立三领导罢工。刘少奇担任安源工人俱乐部主任。
  安源路矿当局得知即将发生大罢工的消息后,扬言要调来军队,并提出立即解散俱乐部。俱乐部决定对路矿当局立即给予反击。
  9月11日这一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3项条件,限当局在2日内给予答复,否则就举行大罢工。这3项条件是:
  1、路矿两局必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2、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活动经费费200元。3、从前拖欠工人存饷限于7日之内发还结清。
  路矿当局见工人俱乐部态度如此强硬,当即承认接受第1、第2两项条件,他们对于第3项条件,借口财政困难,加以拒绝。
  9月12日晚,李立三秘密召开党支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信,指示信中写道:
  “在罢工斗争中,必须依靠工人群众的坚固团结和坚强斗争,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作‘义无反顾’的斗争,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同时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党支部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决定:
  1、坚决领导工人举行大罢工,以争取工人的权利;
  2、发表罢工宣言,向各界诉说工人所受的压迫和痛苦,说明罢工是“要命”,“要吃饭”,是“死中求活”;提出“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
  3、向路矿当局提出承认俱乐部的合法性及代表全体工人向路矿当局的交涉权,包工头不得殴打工人,保障工人的人身安全和自由权利,发还所有拖欠工资,增加工人工资,改良工人食宿条件等17条,若不能获得圆满答复,工人决不复工;
  4、成立以李立三为总指挥的罢工委员会,指挥罢工,确定刘少奇、刘先胜为与路矿当局交涉的代表,并常驻俱乐部应付临时事宜。
  刘先胜,1908年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后来在1927年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9月13日,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提出的第3项要求,仍无答复;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到俱乐部。罢工总指挥部当即做出了大罢工的决定。
  9月14日,随着汽笛的长鸣,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冲出矿井和工房,他们手持手镐、斧头、铁棒,大声疾呼着:“罢工!罢工!”、“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大罢工开始了。这一天,安源路矿到处都张贴了“哀而动人”的罢工宣言,宣言写道: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呵,请你们看:我们的工作何等的苦呵!我们的工钱何等的少呵!我们时时受人家的打骂,是何等的丧失人格呵!我们所受的压迫已经到了极点,所以,我们要‘改良待遇’、‘增加工资’、‘组织团体——俱乐部’。现在,我们的团体被人造谣破坏;我们的工钱被当局积欠不发,我们已再三向当局要求,迄今没有圆满答复,社会上简直没有我们说话的地方呵!
  我们要命!我们要饭吃!现在我们饿着了!我们的命要不成了!我们于死中求活,迫不得已以罢工为最后的手段。我们要求的条件下面另附。
  我们要求的条件是极正当的,我们死也要达到目的。我们不做工,不过是死!我们照以前一样做工,做人家的牛马,比死还要痛苦些。我们誓以死力对待,大家严守秩序,坚持到底!
  各界的父老兄弟姐妹呵!我们罢工是受压迫太重,完全出于自动,与政治军事问题不发生关系的呵!请你们一致援助!我们两万多人饿着肚子在这里等着呵!下面就是我们要求的条件。”
  俱乐部拟定的17项条件主要是:将俱乐部改为工会,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办理交涉之权,路矿两局开除工友须工会同意,发清拖欠工资,废除封建包工制,增加工资,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等。
  罢工总指挥部为了防止有人趁机破坏,组织了工人纠察队,维持路矿秩序,保护矿井和工房设备。
  路矿当局对于工人罢工十分恐惧,他们先是请商会和地方绅士代表们出面调停。路矿当局施展花招说,工人们要先复工,大家所提的条件均承认。
  俱乐部谈判全权代表刘少奇坚持说,先谈判条件后复工。路矿当局见欺骗的阴谋不能得逞,就勾结反动军阀,调来大批军警,准备对工人进行武力镇压。
  由于全体路矿工人的团结斗争,安源路矿党组织在士兵中进行了说服工作。士兵们非常同情罢工工人,对罢工的态度缓和了下来。路矿当局武力镇压罢工未能成功。
  此时的毛泽东可真够忙的,他一面忙于领导工人运动,一面为自修大学继续获得湖南省政府的经费,同时更是为了满足一般青年工人求学要求,与何叔衡等人利用第一师范的教室,为长沙市的人力车夫、制笔工人、铅厂工人、铁路工人、电灯公司的职员以及菜贩子等,开办了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
  据湖南《大公报》报道,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11日开学、15日开讲。学生报名者,已达200余人。校内设主事1人,为何叔衡;指导主任1人,为毛泽东;教务主任1人,为夏明翰;事务主任1人,为易礼容。教员十余人。”“教员由自修大学学员充任”,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夏曦、姜梦周、夏明翰、罗学瓒都担任过补习学校的教员。毛泽东的大弟弟毛泽民担任职员,参与管理。毛泽东的堂表弟文东仙也来到补习学校工作。此时来长沙的毛福轩经毛泽东介绍,也在补习学校一边学习,一边兼职勤杂工工作。
  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还为一些小学失学后又想上初中的、甚至年龄超过18岁以上的农村青年补习功课。这就使乡下的泥腿子们第一次走进了第一师范宽敞的教室。他们皮肤黝黑、衣衫破烂,身上散发着汗臭味,在课堂上出声地嚼着烧饼和油饼。
  补习学校“暂设学科5门——国文、英文、数学、历史、地理,分3个班教授,采用选科和学科制”。
  这些课程和一般中学的差不多,但由于教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干部,因此他们在国文、史地等课程中,都非常注意对学生们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灌输。如国文教材之一《告中国的农民》,就详细地分析了湖南农村阶级的社会经济情况和土地日渐集中的原因。课文中说:农村有“大财主”、“中等农民”、“下等农民”、“穷光蛋”四个阶级存在。号召广大农民起来进行反封建的斗争。
  补习学校还把《向导》和《中国青年》等党、团刊物,列为学生的课外必读书。补习学校学生中的优秀分子,经过一段学习后,都由教员介绍入团、入党。学生贺尔康就是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转为共产党员的。在大革命时期,贺尔康成为农民运动的骨干。贺尔康在补习学校的几则日记,反映了补习学校培养革命青年的情形:
  “1922年10月6日。傍晚时,才到灯下读书,何(叔衡)先生唤我到房中,问我家之状况,又问我怎样要来读书?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于是,出了一个题目给我作:‘述我之家世及我之志愿。’我就写道:我将来的志愿,是要为国家做事。我们乡间,有些很富足的人家,有人在外做官的,每年弄得许多钱,在家买了许多产业。我敢说那些富足人,只是某家的肥猪一样,只过10里路,说某家喂着许多肥大的猪,是如何肥大,是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而黄兴、蔡松坡,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现在他们虽已死了,我说他二人并没有死,他们作的事,仍传于后世。我是不愿意做官弄些钱来做肥猪的。何先生问我的志愿时,我说要能为国家做事的本意在此。实在我之志愿,是要做过不死的人。现在我国受外国虐待得了不得;被割去了许多地方,租去了许多地方。而我国当政的人都是军阀,虐待人民,人民困苦极了。我想着我国至如此地步,心里时时不舒畅。我立志办好我国。”
  “10月7日。下午,湖南学生联合会在我校第一教师开大会,讨论预备10月10日双十节游行的问题。我不知道学生联合会之宗旨是什么,10月10日何以要去游行?就请问先生,先生讲:‘这有三大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目前我国当政的都是军阀,他们专横武断,压制民主。就是我们讲一句话,说政府之罪过,就要办你的罪;我们著本书,或在报上写文章,也要办你的罪;我们集合开个会,都要办你的罪。总之,我们没有一件事能够自由。如果学生们都联合起来反对他,人数太多,他是不好办哪一个的。10月10日是民国成立的纪念日,各学校学生集合起来游街,手持一些写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的旗子,并且高呼口号,籍以唤醒民众。’”
  “11月28日。上历史课,夏先生讲国民党何以失败。国民党几次失败,都是失掉兵权的原因。第一次是袁世凯推翻共和,自称皇帝。因为北洋军阀拥戴袁世凯,遂敢独行其事。第二次是蔡松坡率兵倒袁,袁败,恢复共和。后来,北洋军阀又拥段祺瑞南征,国民党兵权又落于段祺瑞,段氏兵权日大,就专断行事。国民党的这两次失败,完全是失掉兵权的缘故。”
  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开办不久,毛泽东就给浙江海宁的许志行小朋友写了一封信,要他到这个补习学校来读书。许志行接到毛泽东的信后,欢天喜地,不顾一切地又从家里偷偷跑到长沙,找到了毛泽东。毛泽东把他安排进补习学校,一切费用全由毛泽东负担。
  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建也来到这里学习。他的小弟弟毛泽覃则在小学部6年级读书。
  许志行在补习学校和毛家兄妹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毛泽东每周给他们上一次公民课,讲的都是一些革命的故事和道理。
  毛泽建进入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后,如鱼得水,她一方面在文化知识的海洋里畅游,一方面认真攻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水平。
  毛泽东在补习学校还担任了一个班的班主任。毛泽东的老师黎锦熙的七弟黎锦光,因为随着他三哥黎锦曜到长沙报考中学,也来到了毛泽东的这个班里学习。毛泽东上国文课,执教严谨,他时常补充一些时事政治性的教材,宣传民主和革命,受到学生们的欢迎。
  在毛泽东的这个班里,也有一些特殊身份的学生。有个调皮学生叫唐生明,他是曾任湖南省主席的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在课堂上爱吹口哨,经常吹着时兴小调《打牙牌》,而且不易被人发觉。老师每次听见口哨声,就问:
  “谁在吹口哨?”
  唐生明的一伙人,便装着找吹口哨的人的姿态,左顾右盼,唐生明也跟着一边吹一边左顾右盼,弄得老师莫名其妙。老师追查不出来,唐生明的胆子便越来越大。
  有一次,毛泽东上国文课,唐生明照旧吹口哨。毛泽东数次问:
  “谁在吹口哨?上课时不准吹!”
  唐生明怕事情被揭穿,才停了下来。下课后,毛泽东向一些同学打听情况,但是无人敢于揭发。这天,正好轮到黎锦光当值日生,下课后,他送作业来到毛泽东的房间。毛泽东知道他是黎锦熙的七弟,首先讲了自己与黎锦熙的师生关系,希望黎锦光遵守课堂纪律,好好学习,不要学纨绔子弟的样子。然后,毛泽东悄悄地向他打听上课时是谁在吹口哨。黎锦光犹豫着迟迟未作答。毛泽东说:
  “莫担心,告诉我。”
  黎锦光这才告诉毛泽东说,吹口哨者就是唐生明。
  第二天,毛泽东上课时,唐生明故伎重演,正在吹得得意忘形时,毛泽东突然喊了一声:
  “唐生明!”
  唐生明莫名其妙地应了一声:
  “到!”
  毛泽东厉声说:
  “你口哨为什么不吹了?”
  唐生明立即低头站了起来,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毛泽东批评了他以后,又告诫他说:
  “以后不准再吹了!”
  唐生明答了声:“是。”以后,他果然不敢再犯了。
  毛泽东班里的学生黎锦光,字履衢,生于1907年。大革命时期就读于黄埔军校第三期。后来,黎锦光成为一位勤奋多产的音乐家,创作过1000多首歌曲、戏剧,如《接过雷锋的枪》、《送你一枝玫瑰花》以及《西厢记》插曲《拷红》等等。
  黎锦熙昆仲8人,个个成才,卓然成家,其名字已被分别载入各种辞典,乡里人誉为“黎氏八俊”、“八龙八桂”。他们分别是老大黎锦熙,著名的语言学家;老二黎锦晖,著名的音乐家;老三黎锦曜,地质矿产专家;老四黎锦纾,平民教育家;老五黎锦炯,铁道桥梁专家;老六黎锦明,文学家;老七就是黎锦光,老八黎锦扬,美籍华裔作家。这么多的专家学者出自一家,堪称少有,在湖南近现代史上乃是一桩奇事。
  闲言少叙。且说1922年9月17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为推动劳动立法运动,经过数日的酝酿筹备,迅即组织了湖南劳动立法同盟,并召开了湖南劳动立法同盟成立大会。长沙泥木工会、新河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理发工会、工友励进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等团体的代表20余人出席。
  会议讨论了如何开展劳动立法运动,并以新成立的同盟的名义发表通电。
  此时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看到各地劳动立法运动已经发展起来,遂召集北方铁路工会代表到北京开会,并招待国会议员和新闻记者,以扩大声势,促使国会通过劳动法案。
  但是,直系军阀政府只是把“制宪”和“保护劳工”作为欺骗人民的幌子,那些“国会议员历年来无恶不作,声名狼藉,根本就无意制宪”。所以劳动法案大纲19条很快就被“国会”否决了。
  尽管如此,劳动立法运动通过广泛宣传劳动法案大纲,已经使争取工人的生存权、劳动权、劳动组合权的呼声,深入人心,成为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工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
  再说9月18日,安源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俱乐部提出的条件,劳资双方终于达成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力等13项协议。13项协议的内容就是17条的基本内容。至此,历时5天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以“未伤一人,未败一事”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湘区工人运动高潮中的首次重大胜利,对全国工运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此,安源成为一块工人运动的模范基地,工人们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大约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后来他们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的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连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共产国际暖在人心。
  再说粤汉铁路工人罢工,得到全国各地工人的声援,声势愈大。
  9月25日,北洋军阀政府深恐罢工风潮遍及全国。交通部、吴佩孚分别急电王世育、萧耀南,令其速将工潮解决。
  王世育被迫答应了罢工工人提出的8项条件,粤汉铁路工人19天的罢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9月29日,中共湘区委员会领导长沙缝纫工人600余人,为增加工资、改善工作条件举行的罢工又开始了。
  1922年10月,长沙制笔业成立了工会,由附小转到自修大学担任庶务、同时兼任省学联庶务的毛泽民,担任了制笔业工会的秘书。从此,毛泽民和其他工会骨干一起,领导300多名制笔业工人,坚持了40多天的罢工斗争。
  1922年秋,李达参加完中共“二大”回到湖南,偕夫人和未满周岁的女儿与毛泽东一家同住在清水塘。
  毛泽东告诉李达自己未能参加“二大”的原因,李达也向毛泽东传达了“二大‘的会议精神。毛泽东和李达朝夕相处,共同研究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问题,特别是如何办好自修大学的问题。
  此时的清水塘,成了毛泽东的办公室,这里既是湘区区委的所在地,也是共产党人的会所。在清水塘的周围,是共产党人用以掩人耳目的蔬菜地,从这所低矮的房子的窗户里透出的灯光,常常亮到黎明时分。
  再说1922年10月上旬的一天下午,何葆贞来到清水塘,穿过中共湘区委员会的办公室,见毛泽东正接待一位20多岁的青年,就直接来到杨开慧的住室,问道:
  “开慧姐,跟润之先生谈话的那位年轻人是谁?”
  杨开慧只比何葆贞大1岁,俩人既有师生之谊,又有姐妹之情,是以何葆贞对杨开慧以姐姐相称。此时杨开慧怀孕即将临盆,正靠在床头边休息,一见何葆贞来了,便招呼说:
  “哦,葆贞来了,请坐。”
  杨开慧待何葆贞坐定,就介绍说:
  “那位年轻人叫刘少奇,是宁乡花明楼炭子冲人。他是来向润之汇报安源罢工情况的。我给你介绍介绍,认识一下吧。”
  杨开慧拉着何葆贞来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向刘少奇介绍说:
  “少奇同志,这位是何葆贞同志,衡阳第三女子师范的高材生。”
  毛泽东补充说:
  “她是共青团员,还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哩。”
  杨开慧接着说:
  “何葆贞因为揭发校长腐化堕落,受到打击报复,被开出了学籍,就来到我们这里,正在湖南自修大学学习。”
  毛泽东又说:
  “她脑子灵活,斗争性强,好好培养,将来一定会成为我党的好干部。”
  何葆贞高兴地说:
  “润之先生,你过奖了。”
  说着,她打量着刘少奇,只见他身材修长,穿着一件蓝色竹布长衫,高鼻子,大眼睛,一头西式长发,就说:
  “刘少奇同志在安源罢工第一线,值得我好好学习。”
  刘少奇忙说:
  “哪里!毛先生才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好了,两位都不必谦虚了,今后大家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嘛。”
  毛泽东说罢,转对刘少奇说:
  “现在,安源路矿的斗争形势很好,我想再派一些同志去那里工作。怎么样?让何葆贞同志去安源协助你工作吧?”
  刘少奇说:
  “好啊,热烈欢迎。我们准备扩大工人补习学校和子弟学校,正为缺少老师发愁呢。”
  毛泽东笑着说:
  “何葆贞同志工作有热情,非常合适。不过,她现在还不能随你一块去,等到她自修大学最后几门课程学完以后,就到安源去。”
  1922年10月初,毛泽东在清水塘22号召集任树德等泥木工会负责人开会,详细研究泥木工人罢工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了,应当立即发动工人开始罢工。
  原来,泥木工会为要求提高工友的工价,在全城散发传单,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3角4分工价的条件。长沙县署不但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城厢内外贴出告示,污蔑工人是“蔑视官厅定案”的自由行动,并派巡官警察四处监督工人的活动。工人们怒不可遏,在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了精光,又换上了工会印刷的宣传品;还同那些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地斗争。形势已经发展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成立了罢工委员会,议决了6项具体措施:
  1、10月6日宣布全体泥木罢工;2、推定罢工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3、通电全国,要求伸张公道;4、散发传单于城厢内外,说明罢工真相;5、组织工人向省议会请愿;6、非到圆满结果绝不终止。
  毛泽东提议,在加紧发动工人罢工的同时,还应当注意对社会上层人士的联络,与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南分会、工会俱乐部、自治励进会等团体取得联络,争取他们的声援。
  10月6日,泥木工会领导全体泥木工人罢工,并发布罢工宣言和请求各界援助的快邮代电。罢工宣言中写道:
  “我们劳力工人,一天的工作,硬是把一天的阳寿和精力,来换几个钱去养家赡眷,并非坐食冤枉。试看他们商家,不上几天又把价码一涨,为什么又没有人反对呢?独于我们工人凭整天汗力得来的几个工钱,还要惨受这种摧残。我们不满意长沙县新定的工价,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法子来对付,只晓得我们一天的劳苦代价,定要这么多才行。我们别的权利虽是享不着,而我们营业和工作自由是应该享有的。而且,这一点我们誓死也不受任何方面的剥夺。现在我们采取的唯一方法是:冒得甲工3角4分、乙工2角6分一天的工价,我们全体同盟决定不做。”
  泥木工人罢工后,长沙城一切修建工程全部停顿,工地空无一人。正在施工的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和县公署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全部停工。工会纠察队手持“坚持罢工”的布旗,在城里巡逻,维持罢工秩序,并通告全城泥木工会,不得自由开工。同时,工会还联络在长沙的外省泥木工人共同行动。
  10月8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首先给泥木工会发出专函声援,专函中写道:
  “敝书记部亦当尽力所能,为诸君之后盾,甚望诸君好好组织,好好维持秩序,坚持到底,以期得到最后的胜利。”
  北京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来信,鼓励长沙泥木工人:“坚持宗旨,达到美满目的。”
  泥木工人的罢工,还得到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和长沙织造、缝纫、印刷、制笔业等行业工人的支援。
  10月10日,泥木工会收到许多雇主的来信,表示只要工人去做工,一定按照工人提出的调整工价发给工资。有少数生活负担较重的工人,向罢工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到那些愿意接受调整工价的雇主那里去做工。毛泽东说:
  “一些雇主承认调整工价,只是因为他们看到天气较冷,亟待修理房屋;而长沙县公署并没有收回成命,仍不承认工人有营业和工作的自由权利,如果部分工人上工,势必影响整个斗争的胜利。”
  毛泽东鼓励工人群众,克服困难,把罢工斗争坚持到底;对于家庭生活特别困难的工人,设法给予适当的救济,使罢工继续坚持下去。
  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灜干发出通牒说:
  “如10月17日尚无解决希望,将于19日举行示威。”
  周灜干接到罢工委员会的通牒后,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他一面派出所谓“公正绅士”出面调停,劝说工人要体谅政府的苦衷,不要进行示威请愿;一面用恐吓的口吻威胁工人说:
  “倘他日酿成变故,则工人之苦尤甚。”
  有些少数工人害怕发生流血事件,因此动摇了。毛泽东立即召集罢工委员会成员在船山学社召开紧急会议,他分析了周灜干的虚弱本质,鼓励大家坚持斗争,不为欺骗和恐吓所屈服。
  10月21日,罢工委员会及各泥木工会召集2000多名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大会,大会决定于10月23日向长沙县署请愿。
  10月22日,长沙县署张贴布告说,禁止工人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该布告还将任树德等人的名字写了上去,说是工人中有“暴徒”。少数工人害怕再次发生类似黄爱、庞人铨事件,就去找毛泽东商议。毛泽东给大家分析说:
  “现在主客观形势与黄爱、庞人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人罢工时大不相同,一方面工人有了组织,力量强大,全国各地工人都在罢工,作我们的后盾,社会各界也同情我们;另一方面,这次与赵恒惕直接利害关系不太大,赵恒惕可能不会如第一纱厂问题一样顽固,没有赵赵恒惕的指使,县知事周瀛干是不敢杀人的,只要大家决心斗争到底,完全有胜利的把握;当然,也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
  毛泽东还给大家鼓劲说:
  “工人游行时我们都来,外面援助的事情有人专管,你们放心同周灜干干到底!”
  10月23日,2000多名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上,任树德报告了请愿目的,他强调非调价到3角4分,决不出县公署。
  大家推选易礼容、任树德、仇寿松、朱有富等16日为请愿代表,其中易礼容为首席代表。
  上午9时,游行队伍向县公署进发。队伍前面的一块儿横牌上写着:“泥木工人请愿大会”;一块儿长牌上写着:“硬要3角4分,不达目的不上工!”
  毛泽东身穿粗布对襟短褂,装扮成工人的模样,带着口哨,冒雨走在请愿示威的工人队伍中间。
  此时的县公署门口刀枪林立,戒备森严。工人们毫不畏惧,将队伍开进了县署围墙里面。毛泽东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灜干出来答话,周灜干迫于群众的强大声势,始终不敢出来。谈判代表们分两批进去与周灜干谈判。第一批代表进去谈判没有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直到中午仍无消息。毛泽东在工人中鼓动说:
  “第二批代表进去这么久,不见消息,周瀛干又在耍阴谋,想把我们内外隔绝,如果再等一会儿还没有消息,我们大家就一起进去找周瀛干讲理去。”
  毛泽东说完,又吹着口哨,领着工人们喊口号,他吹一声口哨,工人们就喊一声:
  “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不达目的不出衙门!”
  工人们的情绪高涨极了。过了一段时间,工人们见代表仍未出来,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守卫在门口的卫兵用刺刀阻拦,也被工人们缴了械。赵恒惕立即派来一个连的队伍,包围了工人队伍,工人们毫不畏惧,继续呼口号。赵恒惕见硬的不行,改用缓兵之计,派他的参谋长出面“调解”,答应“3天之内解决”。工人们坚定不移地回答:
  “什么时候解决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回去。”
  就这样,工人代表和站在外面的工人群众,一直坚持到下半夜3点钟,迫使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打来电话说,明天下午3时召开工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
  毛泽东见工人群众已经熬了一天一夜了,就和任树德等人商量,叫大家回去休息,明日再战。
  偏偏在这个时候,杨开慧就要临产,家里只有杨老太太一人,急得她团团转。恰好,杨开慧的一位女友来访,见状,急忙雇了一辆人力车,将杨开慧送进湘雅医院。经检查,杨开慧是难产,可能要做手术,医生坚持要孩子的父亲亲自来签字。杨开慧强忍疼痛,用微弱的声音说:
  “你们看情况决定就是,何必非要他来不可呢?”
  医生坚持说:
  “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只是来签个字。”
  “不行,他有要紧的事,一分钟也不能耽误。”
  杨开慧几乎是在哀求。
  10月24日晨,杨开慧终于顺利地产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
  也就在24日这天上午,2000多名泥木工人再次聚集在教育会坪上,决定“如本日公团会议仍无结果,向省署请愿”。
  下午2时,毛泽东扮做泥木工人模样,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任树德等12名工人代表,来到了省政务厅。在谈判中,毛泽东手里拿着赵恒惕的“省宪法”,根据其中“营业自由”等条文,为争取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进行了辩论。他“代表工人讲话,讲得头头是道,句句有理,弄得政务厅长吴景鸿哑口无言,理屈词穷”。
  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
  “我们的要求,你们到底如何处置?”
  吴景鸿说:
  “好说,好说,县署已有指令。”
  毛泽东说:
  “我们誓不承认县署限制工价的定案。”
  吴景鸿奸笑一声,说:
  “蔑视官厅定案,岂不是非法自由行动?聚众骚扰,本厅即可依法严办。”
  毛泽东毫不示弱,质问道:
  “商家涨价是否也是听了官家的怂恿?”
  吴景鸿没想到对面这个书生模样的工人,竟然如此强硬,便气急败坏地说:
  “你,你这是非法行为,有意跟官厅为难。”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翻开手中的“省宪法”,驳斥道:
  “不,我们完全依法办事!省宪法第16条明文规定:‘人民对于政府有上书请愿及请求救恤灾难之权’。如今物价上涨,工人生活困难,拼一天阳寿还养不活一家老小,6千多泥木工人和2万多口家属就要饿死,提出增加工资,这又犯了什么法呢?”
  吴景鸿怀疑毛泽东不是普通的泥木工人,便盘问道:
  “先生贵姓,是不是工人?”
  毛泽东随便答了一个姓氏,说:
  “先生要问我的资格,我就是工人代表。如果要审查履历,最好改日再谈。今天,我以泥木工人代表的资格,要求解决工资问题。”
  此时,集中在省教育会坪的工人们也为代表们助威,不断打电话警告吴景鸿:
  “再无结果,只得来省署请愿。”
  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下,在晚上8时,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代表与吴景鸿的谈话记下,要吴景鸿签字,作为依据。这个谈话记录写道:
  “泥木两行工人,要求将工资增至3角4分,不承认长沙县知事阴历8月14日之布告。罢工争执一案,据该业代表声称,此事本为劳工与雇主之自由契约关系,应由双方自由协定,非有强迫行为(此句系吴厅长添的),官署不必过问,本厅长代表省长允照上述主张办理,望以此意通告工人。”
  吴景鸿应允:由泥木两行“具一呈文,请求营业自由,经政府批准”。
  10月25日,湖南《大公报》刊登了经省政府批准的、由毛泽东撰写的《长沙泥木工会呈省长文》,要求“营业自由”,“承认三角四分”,“以全生活而安人心”。“呈文”特别指出,此次请愿要求营业自由,是根据“省宪法第十七条陈诉疾苦”。
  毛泽东在呈文中非常策略地将主要斗争矛头对准长沙县署,他写写道:
  “现在,总司令部以次各机关各学校各住宅,纷纷致函承认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
  “呈文”终于得到了批准,长沙泥木工人坚持20多天的罢工斗争,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全市2万多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会后,工人们整队游行,高呼口号:
  “罢工胜利万岁!”“劳工万岁!”
  泥木工人罢工获得胜利,杨开慧又产得了贵子,毛泽东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可是虽然医院就近在咫尺,毛泽东一直到第4天才风尘仆仆地赶到医院,他喜不自禁地见到了亲生儿子。
  “开慧,实在对不起。”
  毛泽东一脸的歉意。杨开慧望着疲惫的毛泽东,眼睛里闪烁着无限爱意,心疼地埋怨道:
  “生小孩,你在这里我要生,你不在这里,我也要生。你工作要紧,但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呀!”
  毛泽东疼爱地抱着孩子,这儿瞧瞧那儿瞧瞧,慈爱之情溢于言表。
  “就叫他岸英吧!”
  他给儿子起了一个高雅而又响亮的名字:毛岸英,谱名毛远仁。
  这正应了传说中一位大书法家所写的一副对联,道是:
    福无双至今日至,祸不单行今不行。
  欲知毛泽东以后又如何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且看下一章。
  东方翁曰:毛泽东领导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和他亲自参与指挥的泥木工人大罢工,没有逞匹夫之勇,没有招来血光之灾,而是以智以勇,顽强奋斗,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的情况下,完全合法地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堪为中国工人运动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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